1950年11月25日至12月24日，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的第二次战役中，大批美军被俘，他们被转到鸭绿江南岸的碧潼志愿军战俘管理营。当时，笔者作为志愿军的一员，正在战俘营工作，在那里，结识了一名叫弗兰克·诺尔的战俘，见证了他在我战俘管理营中幡然悔悟，并和我志愿军一道揭露美国造谣我志愿军“虐待战俘”的虚假宣传的过程。
     承认自己的战俘身份
     来自美国纽约州籍的弗兰克·诺尔被俘时已届52岁，美联社的同事们都昵称他为“诺尔老爸”。1950年11月28日，美国海军陆战第一师落入我志愿军第9兵团的包围，作为美国海军陆战第一师的上尉随军记者的弗兰克·诺尔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俘虏。
     记得诺尔刚来战俘营的时候，宣称自己是“美联社记者，不应该被当做战俘放在战俘营里”。但我的战友问他：“你是不是穿着军装、带着武器、佩戴上尉军阶章、在战场上被俘的？你有没有宣传过侵略朝鲜的战争？你有没有为侵朝战争服务？”让他哑口无言。
     我经常来往于各俘管团队，平时总是随身携带一架崭新的莱卡照相机。一次和战俘的谈话中，我发现诺尔盯着我那架照相机。于是，我将照相机递给他。他接过照相机，娴熟地试拍了几张。我冲洗出来一看，用光取景，恰到好处。
     记录美军战俘的圣诞夜
     12月25日，圣诞节到了。在志愿军战俘营里，早在圣诞节之前一个月就开始筹备，我方为战俘们准备了食物和礼品。
     这时，美联社的记者找到了活跃在板门店、经常有机会接触到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领导人的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阿兰·魏宁顿和法国《人道报》记者威尔弗雷德·贝却敌。魏宁顿和贝却敌认为，如果诺尔拍一些志愿军战俘营的新闻图片在西方媒体发表，将是对美方污蔑志愿军“虐杀战俘”谎言的有力揭露和批驳。他们两位的意见得到了在板门店采访的香港《大公报》记者朱启平的赞同和帮助。此事很快上报并得到了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领导人李克农、乔冠华批准。于是，一批摄影器材转到了弗兰克·诺尔的手中。
     记得志愿军俘管5团的圣诞晚会上，战俘们聚集在俱乐部大堂内点燃蜡烛做弥撒，还特地向志愿军俘管人员演唱圣诞歌曲，感谢志愿军的宽大。
     圣诞晚餐会的菜肴丰富多彩：有牛排、鸡肉、馅饼、炸面包、苹果卷饼、色拉等，共8道菜，还有啤酒、白酒、糖果、苹果、香烟。菜谱是由战俘伙食管理委员会拟订、讨论通过，由战俘厨师烹饪制作的。志愿军俘管干部参加了战俘们的晚餐会，向他们表示良好的祝愿，让战俘们深受感动。

     圣诞晚餐会上，弗兰克·诺尔举起相机，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场景摄入了镜头。他一边照相一边笑着对战俘们嚷道：“孩子们！你们尽管乐吧！我把这些令人难忘的场景记录下来，不是为了别的，而是要寄回美国去登报，让我们的亲人们看了，知道我们还活着，而且在志愿军战俘营活得很好。”
     不久，一批由弗兰克·诺尔拍摄的美、英战俘在志愿军战俘营欢度圣诞以及生活活动的照片转到美联社亚洲总分社，该社挑选了7张发回美国，各大报竞相在显著位置刊登，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这让美军当局污蔑中方“虐待战俘”的虚假宣传不攻自破。
     加入三人报道组
     不久，在俘管所，一个以江宁生为组长的3人报道组宣告成立，报道组的成员之一是一位通讯员，另一成员就是弗兰克·诺尔。
     记得那年初春时节，报道组履冰过河，薄冰破裂，3人都掉进了河里。江宁生叫通讯员游过去保护弗兰克·诺尔。最后诺尔双手高举照相机和器材包，在通讯员的托举下，安全地游到了岸边。3人的棉衣里外全都湿透了，然而3人都安然无恙，相机、胶卷及其他摄影器材全都完好无损。这件事使弗兰克·诺尔感受颇深，事后他对同伴说：“此时此刻，我除了内心铭感之外，还能说什么呢！”
     随着志愿军战俘营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战俘的文化娱乐活动也逐步活跃起来。1952年11月15日至27日，志愿军俘管所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运动会——“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次运动会共有27个比赛项目。弗兰克·诺尔作为报道组的一员，活跃在运动场上，拍摄了许多精彩的照片，转交给美联社，在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媒体刊出，影响巨大。有战俘提醒诺尔：“你拍那么多照片登在报刊上，就不怕回国后有人找你麻烦？”但弗兰克·诺尔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为了真理与和平，我怕什么！”
     《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弗兰克·诺尔于1953年8月被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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