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1日，今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地区爆发了呼伦贝尔现代史上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重大事件，即锡尼河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伪满第十军管区中将司令官郭文林、少将参谋长正珠尔扎布在带领所属部队南下途中，于锡尼河地区打死部队内的30余名日本军官，而后集体向苏联红军投诚，从而加速了包括呼伦贝尔在内的我国东北地区的解放。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重大事件在呼伦贝尔、在内蒙古自治区却鲜有人知，更不为史学著作和相关的书籍所收录，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笔者经过两三年的努力，有幸在中央档案馆查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档案，从而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现拟就郭文林本人、锡尼河事件及其影响，以及若干思考做一阐述，以期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取得共识，推动对呼伦贝尔现代史的研究。
     一、郭文林其人其事
     郭文林，别名彬儒，原名色尔曾格，达斡尔族，郭布勒哈拉，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今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人。其父、伯父均在当时的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中任职。青少年时代，郭文林受过良好的教育，先后于1914年、1920年入海拉尔蒙旗两级学校、蒙旗中学学习，1922～1926年就读于齐齐哈尔黑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赴北平蒙藏学校学习。1928年，经呼伦道尹赵仲仁和日本陆军步兵少佐寺田利光②的介绍，东渡日本，先是在东京善邻学僚学习日语，后于次年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10月又入陆军士官学校本科学习，直至1931年7月毕业回家。“9·18”事变后，郭文林一度参与蒙古自治运动(主要是招募少数民族青年到日本军队受训，约5个月)。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前后，郭文林追随凌升参与“满洲国”的“建国”活动，并经伪满兴安北分省省长凌升的推荐，被委任为骑兵上校、伪满执政府侍卫官兼护军统领，后以护军统领任禁卫步兵团团长，主要负责“执政府”的警备、警卫任务。
     正当郭文林感到踌躇满志的时候，1936年4月，兴安北省省长凌升等4人被日本关东军以“通蒙通苏”的罪名杀害，一大批人受到株连，郭文林的父亲、伯父也被罢官免职，不久先后离开人世。郭文林是凌升的近亲，又曾被推荐任军职，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对他进行了多次“讯问”，原拟定去日本陆军大学学习的机会因此被取销。因没有证据和出于统治的需要，只好解除对他的怀疑。这一期间，郭文林于1935年10月至1936年10月人奉天伪满陆军训练专科班学习，结业后任伪满宫内府上校侍从武官。凌升事件对郭文林是有影响的，他不相信日本特务机关强加给凌升等人的罪名，也为自己所受到的“讯问”不满，但这只能埋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1938年9月，郭文林调任伪满兴安军管区参谋长，次年晋衔少将。其间，郭文林以军管区参谋长身份，负责对到华北参加“讨伐”的甘珠支队的后方勤务事宜；“诺门罕”事件爆发后，先后负责编成乌尔部队、野村部队，赴中蒙边境，同时担任参加诺门罕作战的伪满兴安军后方勤务，并于事件之后“统裁”在诺门罕取得的教训和作战经验，研究对苏作战。当然，这一事件也使他意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在利用少数民族士兵充当炮灰，与“外蒙古”士兵互相残杀，对他内心深处是有所触动的。
     1940年2月，伪满治安部改编兴安军和撤销兴安军管区，郭文林以伪满兴安军管区参谋长转任伪满第二师师长(第二师直属伪满第九军管区)。次年3月，升任伪满第九军管区司令官(司令部驻通辽)，1942年8月又代行防卫司令官职务。这一期间，出于军事行动和治安部的命令，在军管区内开始修筑公路、架设桥梁，新设粮秣囤集所，加强搜收武器弹药。这一命令的强制实施，使大批居住国境附近的老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流离失所。适值冬季，又使许多百姓因饥饿寒冷而在半途中死亡，就是侥幸抵达指定地点后，又因为无住房而不得不挖洞居窑过冬。据郭文林自己的交待，“那年冬季在围场附近猖狂的流行了百斯笃，而死去了一百余名”。
     1943年3月，郭文林调任伪满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校址设今兴安盟乌兰浩特)。1944年12月，晋级中将军衔，升任伪满第十军管区司令官(司令部驻海拉尔)。军管区下辖骑兵47团、48团和炮兵营(均驻南屯--今鄂温克旗巴彦托海镇)、辎重营、通讯队、汽车班、陆军看守所、军事部海拉尔病院，司令部的编成包括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军法处、兵器处、兽医处、军医处等，各处处长均由日本校级军官担任，全军管区共约2000余人。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日本侵略军已有穷途末路之感，难逃失败的厄运。郭文林上任后，即按伪满军事部的部署，命令所属部队分别到即设防线构筑工事，以应付突然事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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