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南方比北方早开放了20年，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得早，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比北方发达，特别是西方新思想新事物传播要比北方广泛普遍得多。甲午战后，南方的救国之路走的是维新变法、反清革命，北方走的则是“扶清灭洋”，中国南北方整体不同的救国之路，很值得我们细细思考其中的道理。

自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至1911年武昌起义前，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党人发动领导了十几次大小规模不等的反清武装起义。众所周知，这些起义无论策划多么周密，准备多么充分，作战多么勇敢，最后都失败了。可就在大家以为革命短期难以成功的时候，武昌起义却迅速取得了成功。有人说武昌起义是新军士兵“意外的第一枪”引发的，那为什么普通士兵意外的第一枪引发的起义成功了呢?

辛亥武昌起义是在组织发动起义的机关被破坏，主要领导人逃亡，地方当局严密防范的恶劣情势下，由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普通士兵程正瀛帮棚目(班长)对付哨长(排长)，举枪击毙了哨长，这一枪就成了辛亥武昌首义的第一枪。显然，这一枪本不在起义计划之内，从程正瀛“二次革命”后参与镇压革命党被革命党人抓获沉入江中淹死、与哨长打仗的棚目金兆龙后来任职北洋与北伐军作对等事实看，武昌首义的第一枪确实可以说是个意外。但是，这意外的第一枪敲响了大清王朝的丧钟，却并非偶然。

武昌“意外的第一枪”引发了新军下级军官自发组织起义，随即有众多新军与军事学堂的学生参与，最终取得成功，新军起义是武昌起义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清末新军是“新建陆军”的简称。清末十年新政时期，清政府裁汰或改编旧式军队为“巡防营”或巡警，由地方督抚负责督率保卫地方(这些由督抚督率的地方武装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很少有主动起义造反的，大多都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计划编练新军三十六镇(师)，作为国家主体武装力量。但由于财政窘迫，最后只练成十四镇，十八个混成协(旅)，禁卫军两协和陆军四个标(团)，共计17万余人。这些新军虽然人数不多，但却是当时清政府的主要军事力量。新军从军官的培养选任，士兵的征募训练，到兵种和装备，完全仿效西法。新军军官由军事学堂毕业生和留学生担任，掌握了一定的近代军事知识，受到西方政治经济思想的熏陶，容易接受新知识、新思想，士兵也普遍具有一定文化基础，与旧军队完全不同。

晚清政府腐败无能，革命党人在发动会党起义屡遭失败之后，便在新军中宣传鼓动革命，而新军中没有满族人，在当时反满兴汉、排满革命的宣传鼓动下，容易形成统一认识，且不易被满族统治者发现。武昌新军起义能够在短时间内一呼百应取得成功，自在情理之中。

然而，清末编练新军，以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实力最强，加上东三省的新军，北方新军无论数量还是实力，都远超南方。所以，武昌起义后很快就形成了南北对峙，南方军事力量无法与北方抗衡的局面。那么，同样是新军，反清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北方，而单单在南方新军中进行?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这句话用来解释新军反清革命为什么发生在南方，还是颇能说明问题的。中国近代南方比北方早开放了20年，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得早，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比北方发达，特别是西方新思想、新事物的传播要比北方广泛普遍得多。甲午战争后，南方的救国之路走的是维新变法、反清革命，北方走的则是“扶清灭洋”，中国南北方不同的救国之路，很值得我们细细思考其中的道理。

此外应该看到，新军待遇本来就高，中高级军官待遇优厚，是改革的获利者，他们虽然不满专制统治，但也不想自己冒险率先走上造反的危险之途，把旧秩序完全打乱了重来，大多是想通过稳妥的方式也就是通过改革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利益。这方面南方新军高级军官也不例外，像黎元洪那样的洋务学堂出身、多次到日本见习考察的旅长(协统)级军官，后来答应起义士兵出来主持大计，不也是枪口威逼下的不得已之举吗?至于革命高潮时期一些新军将领包括政府要员顺水推舟，策动地方独立，就另当别论了。否则，辛亥革命胜利后就不会有各地割据混战的局面。这样看来，辛亥武昌起义成功后很快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也就不足为怪了。(网易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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