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登禹牺牲后的第三天，即1937年7月31日，当时的政府发布褒恤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1952年的一天，已经17岁并正在重工业学校读书的赵学芬在家里偶然发现了蒋介石署名的荣哀状，她觉得解放了，还保留这个东西不太好，要扔掉吧似乎也不太合适。不知如何是好，她便给民政部门打了个电话，说了这事。几个月后，有关部门向她家颁发了一个“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编号为“北京字第000捌拾号”，证上内容为“查赵登禹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社会上之尊崇。除依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发给恤金外，并发给此证以资纪念。”此证由毛泽东亲自署名，日期为“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一日”。

赵登禹的牺牲，对其家庭而言，打击可谓天塌地陷。其母年近70，备尝老年丧子之痛;其妻倪玉书时年仅27岁，身怀7月身孕，华年丧夫;其子4岁，其女2岁，尚不解生离死别，即与父亲阴阳暌隔。丧夫之痛让倪玉书常年以泪洗面，终至精神恍惚，无力持家。幸得赵登禹的堂弟赵登舜担起了兄长的遗责，扶携这一家孤儿寡母在兵荒马乱中颠沛流离。

赵登舜原是赵登禹手下的机枪连长，有一次请假回山东老家，逾期未归，违反了军规。赵登禹的母亲知道儿子治军甚严，一定会严惩其弟，便预先代为求情，望能轻罚。赵登禹不为所动，按军法下令责打赵登舜40军棍，并宣布革除军职。之后，回到家里，赵登禹再向母亲跪地赔礼，并请医生医治堂弟的棍伤。

或许是上天有眼，让赵登禹革除了堂弟的军职，使其不至于和自己一起战死沙场，也使自己牺牲后，家人能得到一份忠诚的照料。这可谓是不幸中的大幸。

1949年，北京解放，赵学芬和母亲、哥哥、妹妹回到北京。以后，赵学芬和哥哥赵学武进重工业学校读了中专，妹妹赵学芳读了水电学校。赵学芬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城区米粮库小学任教。赵学芬的母亲由于精神不正常，没有参加工作，靠出租赵登禹留下的房屋的租金生活。

“文革”期间，赵登禹的墓碑被毁，“赵登禹路”也被改名为“白塔寺东街”。“文革”结束后，“赵登禹路”才得以恢复原名。1980年，北京市丰台区用汉白玉在西道口原址重建赵登禹墓。赵登禹的妻子倪玉书也得到了政府的照顾，享受了生活补贴和公费医疗。

1992年，统战部领导找赵学芬谈话，调她到民革北京市委任副秘书长。1997年，赵学芬退休。2001年，赵学芬的母亲倪玉书病逝，这个被日冠侵华强加了无数苦难的女性享年91岁。

现在，在北京，除了赵登禹墓和“赵登禹路”，在通州区还有一条“赵登禹大街”，在丰台区还有一所“赵登禹学校 ”，都是已经物化了的对赵登禹的永志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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