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学芬今年70岁，1997年从民革北京市委副秘书长职务上退休。68年前父亲赵登禹牺牲时，她才两岁。两岁的她不可能对父亲有什么真切的记忆，但是对父亲的崇敬和怀念，让她几十年来一直注意搜集有关父亲的各种资料，并在心里形成了自己对父亲的一整套认识。从她嘴里说出的赵登禹的故事，是传奇，也是家常。

生前传奇: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赵登禹是山东菏泽人，身高1.90米，不折不扣一高大汉子，只读过两年私塾，13岁时拜当地著名拳师朱凤军为师，经三年苦练，习得一身好武艺，寻常十几人近不得身。16岁时，赵登禹与哥哥赵登尧和两个好友一起步行900多公里，到陕西临潼冯玉祥的第16混成旅当了一名不发饷的副兵。在一次训练时，冯玉祥听说赵登禹武艺了得，令他与自己比试摔跤，结果赵登禹将冯玉祥连摔三跤。当众“出丑”的冯玉祥大喜，让赵登禹到身边当了卫士。以后，凭着军功和冯玉祥的栽培，赵登禹从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一路擢升，30岁就当上了师长。在1930年爆发的中原大战中，冯玉祥的西北军失败，被张学良改编为第29军，赵登禹的25师被缩编为109旅，他也由师长被“缩”为旅长。

就在任109旅旅长期间，赵登禹迎来了让他名垂青史的喜峰口战役。1933年3月，长城抗战爆发。3月9日，赵登禹率部驰援喜峰口，与日军钤木师团展开了惨烈的争夺战。经过三天激战，喜峰口几度易手，双方伤亡惨重，赵登禹的左腿也被敌人的炮弹炸伤。为了削弱日军的武器优势，3月11日晚，赵登禹带伤组织三个团的敢死队，身背大刀和手榴弹，分两路夜袭日军炮兵阵地和宿营地，于深夜三四点杀入敌营，砍杀日军500余人。喜峰口夜袭战的胜利，使赵登禹和他的大刀队名声大振，路人皆知。当时的政府为表彰赵登禹的奇功，给他颁发了最高勋章，并将109旅扩编为132师，重新“升”其为师长，授中将衔。远在上海的音乐家麦新被赵登禹大刀队的英勇所激动，谱写了著名的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从此，“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遍了全国。

赵学芬一直保存着两张翻拍的赵登禹在喜峰口战役期间的照片:一张是全身戎装照，左腿打着白色绷带，身左有一行小字注释“左腿受伤后，自告奋勇，由左翼潘家口夜袭敌营之赵旅长登禹”，身右有一句赵登禹的话带着引号“肢体受伤，是小纪念，战死沙场，才算大纪念”;另一张是半身戎装照，照片下的文字为“三十七师一百零九旅旅长新升一百三十二师师长赵登禹”，显是刚被嘉奖提拔后摄作纪念。

对于横行跋扈的日寇，赵登禹一贯坚持针锋相对与之斗争。1936年夏天，几名日本特工绑架了第29军政治部主任宣介溪。赵登禹与另两位师长冯治安和刘汝明商量后认为，鬼子竟敢抓我军高级将领，实在太嚣张，一定不能向其示弱。于是，他们将一亲日分子叫来，赵登禹让其向日方传话：“限日本人两小时以内好好把人送回。超过时限，我们就先把平津一带的日本人统统杀光!”说完，当着亲日分子的面，赵登禹操起电话向部队下令，要求两小时之内完成作战准备，待命行动。日本人被赵登禹的凛然之气所震慑，果然在两小时内就将宣介溪送了回来。

1937年7月7日，日寇借口寻找一名失踪的士兵，向芦沟桥进攻，中国军队奋起自卫，芦沟桥抗战爆发。7月26日，赵登禹奉军长宋哲元之命，赶赴南苑，和副军长佟麟阁共同负责北平防务。7月28日凌晨，日军集中三个联队步兵、一个联队炮兵和30多架飞机，向南苑进攻。赵登禹率部与日军血战六小时，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炸扫射下，伤亡惨重。战至中午，宋哲元命令赵登禹率部向大红门集结。当赵登禹乘坐的汽车行至大红门御河桥时，突然遭到了日军埋伏的机枪扫射，赵登禹身中数弹，血流满身。他对身边的传令兵说:“我不会好了，军人战死沙场是本分，没什么值得悲伤的。只是老母年高，受不了惊吓，请你们替我安排一下，此外我也没别的心事了。”说完，一代抗日名将停止了呼吸，年仅39岁。

身后哀荣：流不尽的时间永存一份大纪念

赵登禹牺牲后，先由北平红十字会草草掩埋。几天后，陶然亭内龙泉寺的僧人们将赵登禹的遗体取出，盛殓于一上好棺材，暂厝于寺内。僧人们崇敬赵登禹的爱国精神，常常一遍又一遍地给棺材上漆，将棺材漆得锃亮。赵学芬对父亲的惟一记忆就是，大概在父亲牺牲几个月后的一天，她和家人被带去看父亲的灵柩，在两张宽宽的木凳上停放着一副黑亮亮的棺材，全家人在棺材前哭成一片。

赵登禹的灵柩在龙泉寺停放了九年，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7月28日，才由北平市政府在中山公园举行公祭，落葬于芦沟桥西1公里左右的西道口。也是在这一年，在北平市参政会的提议下，北平市将白塔寺东的一条街道命名为“赵登禹路”，以纪念这位为抗日捐躯的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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