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解决粮食及生活用品问题，毛文龙在皮岛屯田通商，请开海禁，允许商船往来于皮岛与大陆间进行贸易。对于屯田，异议不多，对于通商，小说与史料有不同记载。《辽海丹忠

录》第十六回写毛文龙认为通商于军民、商贾两便，可以互通有无，减轻朝廷压力。买卖时“凡是交易的，都为他平价，不许军民用强货卖，又禁岛民诓骗拖赖，那些客商哪一个不愿来的。”《镇海春秋》第十二回对通商亦赞赏有加。小说作者所见材料，大概只有毛文龙乞宽海禁之疏，事本有之，但细节显然出于想象虚构。史料中的毛文龙对商贾绝无如此友好。朝鲜记载：“毛都督于岛中接置客商，一年收税，不訾累巨万云。若使都督不尽

入己，其补军饷，岂浅鲜哉。”(7)袁崇焕数毛文龙十二大罪中有“自宁远还，剽掠商船，自为盗贼”(8)条。《明史》指责他“且惟务广招商贾，贩易禁物，名济朝鲜，实阑出塞。”(9)

天启二年三月，朝鲜宗室李琮杀国王李珲自立，上表请明廷册封，朝论或封或讨，毛文龙上疏请封以固后方。就当时形势而言，承认李琮的合法性予以册封为上策，后来朝鲜也确实改变了两端外交之策而一意助明，毛文龙的意见是正确的。《辽海丹忠录》第二十二回赞扬毛文龙处理此事不贪不霸，能从朝廷大局出发，不怀个人私利，事实上他以后常以此要挟朝鲜，动辄说“国王册封，实赖我力”(10)，“既封之后，忘我大德”(11)，《

镇海春秋》第十四回更把这一功劳归于毛文龙之弟毛仲龙，说他恰遇兵部议其事，遂发表高论，主张册封朝鲜。此事非兵部所应主议，作者编造之迹明显。此回还写李琮夺位后李适叛乱，毛文龙差四将讨伐，败之，而朝鲜《备边誊录司》载：“顷见都督咨文，欲发兵二万以助讨逆。虽因贼已败散，未果出兵，而为我国助顺之意，不可不谢。”毛文龙并未出兵。小说写毛文龙请册封事基本得实，但过于突出他于此事的作用。写败李适为顺势发

挥，但也可能是毛文龙冒功上报朝廷而误人视听。

毛文龙在通敌的同时，曾有两次将敌使献于朝，一次是天启六年五月(使者抵达皮岛在七月初二)，努尔哈赤及李永芳分别写书招降毛文龙，毛于十二月将使者并书信一齐解交朝廷，朝廷下旨嘉奖，封左都督。(12)此前毛文龙与后金已有接触，朝鲜方面及登莱巡抚皆有所察觉。(13)第一次宁远之役(天启六年正月)后，朝臣多劾毛文龙糜饷冒功，无牵制之能，议欲将其移镇内地，毛文龙解使献书可能想借此息议，巩固地位。第二次是崇祯元年五月初，后金派可可孤山及马通事一行人来皮岛议和，毛文龙杀马通事，可可孤山由户部来岛发饷官员带回。毛文龙向皇太极写书解释此事说：“其时汗所遣使臣，误入户部，使臣及所携礼物，尽被擒获，解往京都，不佞闻知此，遂连夜潜入赴京，贿银四万两，始获赦死，养之于内地。”(14)次年三月在皮岛帮毛文龙通敌的王子登致书皇太极说及此事：“汗止知马通事之见杀及送阔科(即可可孤山)往北京，不知其事皆由彼二人之过所致矣。马通事来时，于途遇六、七人逃来，不思己为前来议和，便射死一人，斩杀一人，余众败走……败走之逃人来岛，在毛文龙之衙门遇见马通事……遂擒之，往告毛文龙，毛文龙反打逃人……逐出之。其人至户部门前喊冤，遂擒马通事以去。因马通事嫉妒阔科，任意妄言，毛文龙知其言不善，故杀之，并将阔科送往帝京……谁知阔科与黄户部到北京后，告知毛文龙与汗礼尚往来不断等语。科道各员闻知，俱奏疏称毛文龙欲亲帝国，设计谋叛，事已属实，至今尚未议毕等语。”(15)可见，杀马通事及解阔科完全是阴谋泄露后的灭口掩饰行为，阔科也果然没有被杀，《辽海丹忠录》第三十二回交代说：“法司见他(可可孤山)人物整齐，又晓得中国语言，题本乞留他不杀，以便详问奴中事情。”后来换俘得释.....回末评说：“烈士断无二心，即缚送孤山，亦非奇事，然亦聊解通夷背国之疑。”《镇海春秋》第十六回述由朝鲜逃至后金的李适献计，勾结朝鲜义州节制使王化围攻皮岛，李永芳为抢功，写书给毛文龙劝降，毛文龙见书大怒，绑来使送京，书信内容及来使姓名不详，大概是天启六年事。作品未述杀马秀才及解可可孤山进京事。小说所据主要是毛文龙的奏疏，作者不可能了解他通敌的情形，况且第一次解使还得朝廷嘉奖，对他的举动认为是忠贞不二的表现，是很自然的。

类似的典型情节还有为毛文龙至登莱强行索饷辩解，写他蔑视魏忠贤塑像等。

二是虚构了不少情节来为毛文龙贴金。如在大大小小的战争场面中，毛文龙无不英勇善战，智谋过人，常以少胜多，即使事实上惨败如铁山之役(即云从之役)，在小说作者笔下也经过苦战挽回局面，且能乘胜追击、大量歼敌。毛文龙时时都以国家利益为重，只要后金兵过河西，马上派兵捣巢以扰乱其后方。对军士体贴关心，对百姓爱民如子。遭到非议时忍辱负重，做实绩以表忠心。为赞赏毛文龙，甚至写神也保佑他，《辽海丹忠录》第十八回、《镇海春秋》第十二回写因潮落船搁浅，危急间毛文龙对天祷告，果然潮涌得脱险境。这些情节都属于度情虚构，尽管小说的艺术形象与历史人物毛文龙正好相反，但小说并非随意揣测，主要情节都有毛文龙的奏疏及圣旨、廷臣议论为据。《辽海丹忠录》对毛文龙历次战斗所获战利品开载较详，与《东江遗事》卷上《援辽功绩》(注明为明末档案)所载多相合，非漫笔虚构，甚至像奸细行刺、温元帅保护这类不稽之谈也采自奏疏。(16)毛文龙被诛后，其子毛承斗为洗父冤，曾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有崇祯二年刊本，也足以影响舆论。皮岛孤悬海外，信息不易通，对所为不法事毛文龙又多掩饰，其为忠臣，不但小说作者深信不移，朝臣也有坚持此议者，就当时看，也可以说是一种真实。

毛文龙原籍山西，寄居杭州。(17)陆云龙兄弟也是杭州人，但《辽海丹忠录》为毛文龙辩冤主要不是出于同乡之谊，我们从作品中看到更多的是作者的公心。首先，从主题看，作品着力塑造的毛文龙是一个忠直报国、智勇双全的形象，并不为作者的私利而设。其次，从作品叙述上看，作者并非一味地突出毛文龙，而是把他放在整个辽东战争的背景下来叙述的，作者的着眼点首先是整个战局而非一人之荣辱，对个人的评价是建立在战?基础上的。《辽海丹忠录》开头先用五回的篇幅描述了毛文龙率兵下海前辽东战局的发展，以后也经常夹叙宁、锦方面的战势。作者对毛文龙的辩护不是仅仅停留在主观想象上，而是根据客观情形加以分析，如第三十五回述朝臣议论毛文龙糜饷、冒功、树恩朝鲜、尾大不掉等不测之事，作者据形势一一加以批驳。虽然史实正与作者持论相反，但出发点是可取的。作者虽力赞毛文龙的牵制之功，但并未夸大到左右整个战局的地步，第四十回回末评论认为“辽事垂成而败者四”，毛文龙被诛只是其中之一。再次，从对袁崇焕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作者的公心。当时对袁崇焕的评价往往是诛毛与通敌并为一谈，扬毛必要抑袁，但小说作者对袁崇焕的评价比较公允，第二十八回述其简历，称赞他“是个有胆力的人”。在宁远之役中，凸显了其慷慨赴敌的报国豪情，作者虽痛惜他为自专其绩而通敌诛毛，但并不为他的被逮幸灾乐祸，第四十回回末评说：“谱督师就逮以快忠魂，犹是世俗报复之见。”作者立意并不低俗。作者出于公心对毛文龙的辩护与那些为自己争功，为门户攻讦、漫诬他人而做小说(如《征播奏捷传》、《放郑小史》、《大英雄传》等)有本质区别。

时事小说的特征之一是真实性，《辽海丹忠录》与《镇海春秋》正违背了这一原则，但作者的所凭有据、出于公心仍可以看作是特定情形下对“真实”的反映。就作者的创作动机、所依据的材料而言，并没有违背真实性原则，它们仍可被视作时事小说。附带谈一下《樵史通俗演义》中对毛文龙的描述。小说第二、三回述毛文龙事，态度与上述两小说截然不同，说他“平时好为大言，没甚本事”，“原是个游手好闲的人，干得其事”。厚贿魏忠贤得封副总兵，“便是毛文龙无勇无谋，专一冒饷冒功的人，常常受了他貂鼠人参黄金白银，便请封就封，乞饷给饷，求赏便赏。还要借他报捷的假功，自己加封荫子。”厚贿魏忠贤事基本符合史实。又说他不拜魏忠贤为父：“且说毛文龙只有一件好

处，文武官员好些拜魏忠贤为父，自家做干儿子，他只是不肯，常道：‘他在朝里做半朝天子，我在海外做岛中天子。我进贡他些罢了，为何平白地做儿子起来，不替杭州人争气

?’因此屡屡报功，也只升得总兵，不曾就加都督、赐蟒玉，与他一品服色。”这恐怕是作者的推测之词，毛文龙官至左都督，又持尚方剑，《明史 袁崇焕传》载袁数毛十二大罪中，就有“拜魏忠贤为父”一条。毛文龙杀劝己为正的王一广、亲弟弟毛云龙，其他资料不载，孟森先生以为此事必有。(18)本书虽仍把袁崇焕被杀与其通敌、诛毛联系在一起，但对毛文龙的评价已有根本变化，这主要是因为时日既久，其不法事已渐被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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