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曾参加侵华战争，其学问的原点就是在中国战场上对悲惨战争的体验以及对于侵华战争的深刻反省。
     本书根据其4年军旅生活中的亲身经历所写成。
     比什么都困难的是粮食补给的问题。因此，我在中队里专门编成了征发粮食的小分队。历经战乱的茶陵周边地区早已是家徒四壁，寸草难生，什么食品都没有，所以我只能派小分队到更远的中国军队较少出现的黄石铺一带去寻找。依据中队长的命令而组成的征发小分队，至少还是有组织地进行征发，而不是违反军纪的掠夺。就像我在前边已经说过的那样，按照日军的规定，征发物资必须是高级指挥官(师团长)命令经理部长，由各部队分别实施。如果是各部队自行实施的话，必须由高级指挥官指定出一定范围的地区，组成的征发队必须由军官担任指挥官，对于征发的物资必须给予补偿，或者是为日后进行补偿而开具票据或证明。除此之外违反规定的征发行为，就不是征发，而是掠夺。但是，上述日军的规定并没有被各部队严格遵守，很多军官甚至连是否有这个规定的存在都不清楚。所以，日军的所谓征发物资，只不过是以“征发”为名进行的掠夺罢了。
     像这样长时间、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因为完全没有粮食的供给，所以虽说是不许掠夺，但实际上完全是难以实现的要求。为了不使第一线作战的部队因为饥饿而导致死亡，日军各部队就必然会千方百计地掠夺。确实，掠夺是恶劣的行为，但其责任可以说应该由无视补给问题而制定作战计划的军部的上层来承担。一号作战动员了50万日军进行纵贯中国大陆的作战，在这一作战期间，日军所到之处实际上都进行了反复多次的掠夺。

     当时，我们第三中队的征发小队前往的黄石铺，位于茶陵与攸县的中间，就是我们第三中队前来茶陵的时候尽量避免经过的乡镇。征发队派出去以后，到傍晚时分牵回来四五头牛，当地居民早在征发队到来之前就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那些牛在征发队到达之时都放牧在山坡上，因为不想再往远处走，就轻而易举地抓住了那些牛。无论如何，因为抓了这些牛，使我们部队尝到了久违了的牛肉，补充了动物性蛋白。
     从我们第三中队发动夜间突袭获得成功以后，接下来就防守刚刚夺取的阵地，进行了十天的阵地防卫战，中队里出现了以两名小队长为首的五十多人的死伤者，还有约三十人的战场病患者被送到了后方医院，战斗减员几乎达到了一半。我们第三中队的伤亡比其他中队还要多，是参加一号作战以来第一次蒙受如此重大的损失。特别是还继续留在中队里的官兵也都无一例外地因为营养失调、体力下降而变成了“老弱病残”者。
     另外，我想根据战后得到的资料来分析一下，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期间因战斗而死亡者与因战场患病而死亡者的比例问题。轻视补给的作战计划，兵站线的断绝，美国空军的妨碍等一系列原因，使得一号作战期间的补给，尤其是粮食的供给极其不充分。因此，日军中陷于营养失调的人员非常多，其特点是因战争营养失调病症而死亡的人员达到了大多数。根据在野战医院所统计的病死者的死亡原因的顺序，第一是痢疾，第二是战争营养失调病症，第三是疟疾，第四是脚气，即使是痢疾、疟疾，很多人也是因为战争营养失调病症而导致抵抗力衰竭而最终死亡的。据长尾五一军医所著《战争与营养》一书所说，如果体谅战死者家属的心情，作为军医很难提出战争营养失调病症的病名，但实际上，在战场上生病而死的大部分人都被认为是由于患了战争营养失调病症。而且，日军这样的作战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作战受伤的人很多也是死在了野战医院里。其原因很多还是因为对野战医院的补给不充分，使伤病员们患上了战争营养失调病症，抵抗力下降而导致死亡。
     关于在战争期间的战死者、战伤死者、战病死者的比率，可以看一看我们部队的《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作战日志》，那里面有如下记载：
     “从1944年开始到战败回国为止的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期间，联队的死亡者人数为1647名，其中作战死亡者509名，占31%，作战受伤死亡者84名，占5%，战场患病死者1038名，占63%，其他(包括意外死亡和死因不明)16名，占1%。也就是说，战场患病死者是作战死亡者的2倍有余。”另外，虽然我作为中队长为了不使中队出现战场患病死者而竭尽全力，但是，我们第三中队仍然有作战死亡者36名，占死亡总数的47%，作战受伤死亡者6名，占8%，战场患病死亡者35名，占45%。
     跟瓜塔尔卡纳尔岛和新几内亚岛的情况不一样，在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中国战场，一般都以为不会发生日军士兵被饿死的事件。但是，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实际情况却是，由于补给断绝，给养恶化，在日军里发生了大量的战争营养失调病症，出现了很多的因战场患病而致死的官兵，也就是广义上的饿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