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要记清，一九四零年八月二十日的炮火中，在太行失去一盏明路灯，董政治委员为求解放而牺牲，哎呀呀……”如果你去河南荥阳，也许还会听到那里的老人唱这首悲怆有力的民谣。歌词中唱到的董政治委员就是祖籍荥阳牺牲于山西太行山区的革命英烈、原八路军决死第三纵队政委董天知。
     董天知，原名董亮(一说董大文)，曾用名董旭生。董天知并不是他的本名，关于“天知”名字的来源，据说在革命时期，他曾被捕入狱，敌人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天知地知你不知我知。”出狱后，大家都叫他“董天知”了。
     董天知是在阎锡山身边的公开的共产党员，他组织的抗日部队，后来成为“百团大战”的主力军;他曾在半年内带着决死第三纵队“大小经过150战，先后击溃敌人3万余人，毙敌2000余人”，日本人扬言“谁能抓住董天知，赏两万大洋”。
     他是一个进步青年
     董天知1911年3月(一说其生于1912年4月)出生在荥阳一个书香家庭，父亲是教书先生，在当地颇有名望。董天知姐弟5人，他排行第二。6岁入荥阳私立煦新小学读书，成绩优异。他天真活泼，爱好文体活动，经常唱的一首歌是：“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
     1922年夏季，他报考荥阳县立高等小学，名列榜首。在校期间，他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讲演会和文艺宣传活动，投入学校组织的禁毒斗争。高小毕业后，读了一年私塾。后因家里生活困难，他不得不辍学。在家一面自学，一面帮助母亲干活，甚至推着独轮车去卖菜、卖盐。

     1927年，董天知在大姐帮助下，考入位于开封的河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期间，他结识了大姐的同学胡云峰(又名胡士青)和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在彭湃革命思想影响下，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
     在这里，董天知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新青年》《向导》《创造》《北斗》以及鲁迅的《呐喊》、郭沫若的《女神》等进步书刊，思想进步很快。接着，他积极参加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集会、罢课、游行活动，也因此终被学校开除。
     1929年5月，董天知离开河南去北平考入弘达学院，并很快结识了山西旅京学生中的共产党员郝德青、张衡宇等。不久，经过他们介绍，董天知便参加了由山西共产党员李舜琴、肖镇卿等人组织的党的外围组织“鏖尔(OUR，我们的)读书会”。这个读书会的任务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进步青年阅读和研究马列著作，出版不定期的刊物，秘密编写、散发抗日反蒋的传单。
     第二年，董天知在弘达学院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任学院团支部委员，并参加共青团北平市委工作。他在学校积极追求革命真理，成为进步青年;在读书会里，他认真阅读和研究马列著作，确立了共产主义的理想。
     他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1年，河北省委遭受大破坏。7月13日，董天知去一个秘密机关开会，因事先未得到该机关已遭破坏的消息，一到那里就碰上“蹲坑”的侦探而被捕，关押在东北宪兵司令看守所。
     董天知被捕后，敌人严刑拷打，严重地摧残了他的身躯，敌人甚至还使出了美人计，但始终动摇不了他坚定的革命意志。在敌人的法庭上，董天知和叛徒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使敌人一无所获。于是，敌人仅仅凭着叛徒的指证，判处他有期徒刑5年。同年9月，董天知与其他被判刑的同志薄一波、殷鉴、安子文、杨献珍、刘澜涛等几十人一起被移往北平草岚子监狱(因设在草岚子胡同而得名，后改为北平军人反省院)。董天知能言善辩，是个出色的演讲家，经常被推举为“司皮克”(英语SPEAK，发言代表)，代表同志们和监狱方谈判，他机智灵活、语言尖锐，常把敌人驳斥得无言以对。在狱中，董天知和其他同志的革命热情并没有消减。他们在狱中成立了党支部，书记先后由孔祥祯、殷鉴、薄一波和赵博担任。董天知在这里担任团支部书记，积极做好团员和青年的工作。从此，他一面坚持同敌人作斗争，一面把监狱作为学习马列主义和科学知识的课堂。漫长的铁窗生涯把董天知锤炼成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3年冬，为了反抗狱方虐待政治犯，党支部领导难友开展绝食斗争，这时董天知正身染重病，组织上决定他不参加绝食。他坚定地说：“一个人生命事小，政治影响事大”，毅然与难友一起参加绝食斗争。到了第七天，敌人终于震动了。国民党当局派专人匆忙赶来监狱，要求谈判，并表示绝食者的要求可以满足，请大家复食。绝食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当难友们开始复食时，董天知已经气息奄奄了。
     1936年春，刘少奇化名“胡服”，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同年9月，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等几十名同志分批被营救出狱。
     他是一个有勇有谋的革命者
     1936年10月，中共北方局成立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薄一波、董天知等作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先遣队到了山西，通过公开的方式，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
     实际上，他们此行是受阎锡山的邀请。
     1932年，阎锡山东山再起，重新掌握山西军政大权。1935年，侵华日军策划的华北“自治运动”，将山西纳入到了“侵略华北之计划”，亡国亡省的危险就在眼前。
     对于共产党，以阎锡山的本性而言，是绝对敌视的。但是，此时共产党所倡导的援绥抗日、实行对日武装作战的主张，与阎锡山保卫晋绥的目标有共同之处。于是，阎锡山想出了一条“变通”的策略：借用共产党的进步措施和主张，打着晋绥军的旗号，扩充实力，应付危机，渡过难关。
     中共北方局为了推动山西抗战和争取阎锡山，决定由薄一波领导的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帮助阎锡山创办新军，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薄一波、董天知在山西开展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接办牺盟会。阎锡山曾明确要求，不允许在山西的政府和军队里发展共产党组织。但董天知却是戴阎锡山的“帽子”，执行的共产党的主张。董天知通过“牺盟会”协助薄一波创办了“牺盟特派员训练班”“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及“军政训练班”等，为建立山西新军奠定了基础。
     1937年年底，决死队4个纵队陆续组建完毕，董天知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兼纵队党委书记。
     半年时间内，决死第三纵队“大小经过150战，先后击溃敌人3万余人，毙敌2000余人”，日本人扬言“谁能抓住董天知，赏两万大洋”。董天知却漠然处之，毫不畏惧。他曾不止一次地说：“为了抗日救国，为了民族解放，死也值得。”
     1938年，临汾失守后，阎锡山率部仓皇逃走，只有决死第三纵队坚守抗战阵地。董天知带领部队展开游击战，只打山地战和分散的游击战，不打大的、集中的阵地战，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决死第三纵队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达到了6个团、6000多人。
     到1939年夏，山西新军发展为9个师旅单位，50多个团，7多万人，超过了当时阎锡山晋绥军的总人数。
     1939年，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在山西制造了“十二月事变”，大肆暗杀共产党人和军政领导干部。在这危急时刻，董天知率领决死第三纵队冲出重围。后经调整，成立了新的决死三纵队，董天知任政治委员，正式编入八路军129师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