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勤保障
     军长夫人缝棉被起苏联名“勇敢”
     进入苏联后，88旅的后勤供应由苏军负责。军装多用苏军替换下来的棉衣、军大衣、少量的皮大衣和毡靴、棉皮鞋等旧衣物作为补充。苏军供应给每个抗联战士每天1公斤面包，还有少量的菜、食用油和肉类。
     按说这些食品对一个成年人来讲应该是够吃的，但对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的抗联战士，这些食品在一开始仍显不足。苏军司务长彼得罗维奇对此十分不解，“这些面黄肌瘦的中国人怎么这么能吃”。后来当他了解到中国战士在抗日斗争中，常年啃树皮、吃草根，甚至把皮带都煮了吃掉的情况后，大为震惊。
     抗联野营部队的军事训练按照苏军的条令进行，冬季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户外训练，抗联战士没有叫苦怕冷的。苏军教官安德列少校不由得竖起大拇指，连称：“玛拉介茨(俄语：好样的)!”
     王辽宁说，88旅进入苏联后，在营地里又办了一个被服厂，保证自给自足之外，还帮助苏联人民做一些棉被、棉衣。胡真一到达苏联野营后，还起了个苏联名字“热尼亚”，意思是“勇敢”。
     “我的孩子小时候穿的衣服，几乎都是我母亲亲手做的，她说过那是她年轻的时候在被服厂练的手艺，弹棉花裁衣裳，要求手劲又快又准，才能保证战士们有衣服穿。”王辽宁听母亲胡真一说，在苏联休养的几年间，虽然作为军长夫人，胡真一也同所有军人家属一起，参加劳动。

     她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苏联是我生活过、战斗过的地方，在那里留下了我的青春、热血和友情，我一直眷恋着我曾经战斗过的那片土地。”胡真一说：“在东北抗日联军在国内最艰苦抗战期间，我们部队用的武器、子弹很多都是苏联援助的。鞋子是苏联援助的胶鞋，都是男人尺码，妇女们就用乌拉草搓成团，塞进大鞋子，照样跑得飞快”。
     “父母当时在苏联都换上了苏联军人的军装，生活上也随着苏联人开始穿裙子、吃黑面包、说俄语。”王辽宁说。
     不幸突临
     被远东军防谍部带走柴世荣下落不明
     柴世荣从1932年到1942年间一直战斗在反法西斯战场，1942年间，曾任抗联教导旅第四营营长。然而，最后却被远东军谍报部门的人带走了。
     胡真一记得，1942年6月，柴世荣从中国东北抗日战场回到远东哈巴罗夫斯克的抗联密营，远东军防谍部于8月上旬突然将柴世荣带走，据说将他送到了远东苏联的集体农庄进行所谓的“转职”，从此下落不明。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88旅杀回东北。胡真一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随中国抗联及苏联红军回到了祖国的东北，抗击日本关东军。
     88旅派出的先遣队员为部队的顺利进军也做出了杰出贡献。苏联空军在他们的帮助下，准确轰炸了日军几乎所有的军事目标，日本关东军经营十几年的东北防线顷刻瓦解。这几百名先遣队员，绝大多数在侦察任务中牺牲，生还者寥寥无几。
     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给88旅发去致敬电：“感谢你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情报，为我们远东军进攻中国东北起了重大作用。特别是在日本关东军戒备森严的要塞所进行的侦察、营救活动，高度体现了中国战士的优秀品格和顽强的战斗精神。”
     终生遗憾
     胡真一病逝前致信俄方望找回亲人遗骨
     柴世荣的离世，给胡真一留下了终生未了的遗憾。儿子王辽宁至今提起此事也是唏嘘不已。
     王辽宁听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父亲在被拘捕后，抑郁病死;一种是被苏联“红卫兵”杀害。但是，他更愿意相信父亲作为一名忠诚的革命战士，是为了战争的胜利战死沙场。
     1953年3月6日，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为柴世荣签发了烈士证书。证书上写道：“柴世荣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柴世荣的战友王一知、朱光、王效明、季青、韩光于1982年7月8日在《人民日报》上联名撰文，高度评价他是“无畏的民族英雄，我党的忠诚战士”。
     1995年，俄罗斯颁发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章，授奖名单中包括72名88旅中国老战士。2005年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纪念章颁发给了30个抗联战士，其中就有当年尚在人世的胡真一，胡真一也是当时重庆唯一一名获此殊荣的88旅中国老战士。
     时任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的鲍里斯·格雷兹洛夫当时专程到重庆，为胡真一颁发“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勋章”，以表彰她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勇无私的表现。
     2008年初，胡真一写信给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鲍里斯·格雷兹洛夫。信件中写道：“我晚年就一个心愿，能够在有生之年，把亲人的遗骨找回来，这样我就是死也能瞑目了!我两眼望穿，殷切地期盼着亲人魂归故里的那一天。如果找到将军遗骨，我将不惜抱病弱之躯，前去迎奉。”同年9月13日，胡真一病逝。
     至今，王辽宁一家仍未收到关于柴世荣的信息。
     后辈经历
     幼年随母颠沛流离40年再没离开过重庆
     “战乱的生活和现在的安逸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受战争的影响，我无比向往安定的生活。”王辽宁从1岁多起，就随着胡真一的部队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南下生活。
     当时胡真一所在部队的任务是接管前方部队攻打下来的城市，接管后建设城市，但是又不能长期待在一个城市。“通常都是部队先走，留下警卫员照顾我们这些军人的孩子。当时我家有两个警卫员照顾我和哥哥，跟着部队我们去过宜宾、泸州、自贡等等五六个城市。有些城市待半年，有些城市待一两年。”
     6岁，王辽宁随部队到了重庆，开始在巴蜀小学上一年级，“那时候我母亲在中央党校深造，隔一段时间才能回来一天。我年纪小，老是见不到大人，感到很孤独。每天都想见到母亲，好不容易盼到母亲回来，以为把她的鞋藏起来，她就走不了了。可是我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发现鞋还在，母亲却又走了。”王辽宁免不了号啕大哭，可是身边只剩下警卫员。王辽宁和警卫员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小时候生活起居几乎都是警卫员照顾。
     王辽宁上初一的时候，哥哥已经上了高中，那时候哥哥得到一些父亲的消息，就独自北上东北寻找父亲的踪迹。“从此我们的生活就分开了，他定居大连，我跟着母亲留在重庆。”
     高中毕业以后，王辽宁参加了上山下乡，返城后重庆市铁路局接管了他们这批知青。王辽宁在重庆市铁路局兢兢业业工作了40年，再也没有离开过铁路局，没有离开过重庆。
     “我就是希望能够安定，在一个地方能留下就感觉很不错了。我的两个孩子一个是公务员一个是药剂师，都留在我和老伴身边。我们不想再离开重庆，也坚决不去日本。是这个国家让我的家庭支离破碎，我的舅舅也是被日本人杀害的。受母亲影响，我们都很痛恨日本人挑起的战争。”王辽宁愤慨地说。
     王辽宁继承了胡真一做事果断的精神，从不拖泥带水，执行力非常强。
     胡真一的老朋友曾经从苏联营地带回来一罐黄土，由于苏联肃反期间伤亡较为惨重，已经无法辨认出柴世荣的墓地。但是胡真一的遗愿也算是完成了。2008年胡真一去世后，这罐黄土和胡真一的骨灰一起被葬在重庆市龙山公墓的墓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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