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别人目光犀利的横光利一，怎么就看不清自己国家的误入歧途呢?怎么就看不清它在东亚的罪恶行径呢?却侈谈什么日本“尊重人的生命甚于其他一切”的“高度的理性”，却宣称什么“当今日本的战斗口号是‘为了东亚和平’”，这可真是一个弥天大谎，一个天大的笑话!(编者注:横光利一(1898～1947)，日本著名作家。)

“上京城时，为朝鲜旅馆的典雅所打动，便嚷道:这无疑是日本最好的旅馆!不，这是谁都会看重的东洋第一流的旅馆!” (《旅》)

我敢保证，这样的话让韩国人或朝鲜人听到了，是一定要掴作者耳光的!这里的“京城”，既不是东京，也不是京都，而是韩国的首都“首尔”，过去一直叫“汉阳”或“汉城”，日本吞并朝鲜时期(1910-1945)，为了“去中国化”，改叫“京城”。同时，朝鲜既成了“日本”的一部分，日本就相应地成了“内地”，遂有所谓“内鲜一体”之说，强调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大团结”。横光利一这话的潜台词是，既然“内鲜一体”了，你朝鲜的旅馆当然也就是我日本的旅馆了!在他的笔下，“内地”有时还会被用在与“中国的上海、哈尔滨”对比的场合(《旅》)，其潜台词更是耐人寻味。对当时的日本人来说，“内地”是一个高度“意淫”的词，暗示着广大的殖民地的存在。

1936年2月至8月，横光利一有欧洲之行，兼带采访柏林奥运会。在那届奥运会上，亡国了的朝鲜人孙基祯、南顺永，作为日本选手，代表日本出赛，分获马拉松金牌和铜牌，奖牌当然都算在了日本队的账上，令韩国人至今说起仍切齿不已。横光利一的《奥林匹克记》中，隐约提到过孙、南二人的训练:“在工事的噪声中，孙、南两位飞跑着。”但奇怪的是，在他所有那些关于柏林奥运会的文章里，都只字未提孙、南二位获得马拉松奖牌之事，而这是日本队在那届奥运会上的亮点，本来应该是大书特书的。而且在奥运会开始时，横光利一就曾抱怨:“日本选手成绩很差，以致无心将之撰成文章。”(《欧洲纪行·八月二日》)马拉松比赛显然不在此列。接着的几天里，他勉力记载了许多日本选手并不出色的战绩，如山本的标枪，村社的万米跑，西田、大江的跳高等(《奥林匹克开幕式·八月三日》、《八月五日》)，其实它们都远不如马拉松比赛来得重要。也许，他并没有把获得马拉松奖牌的孙、南两位看成是“内地人”，并对比赛中“内地人”不及“朝鲜人”暗怀嫉妒之心?这么说来，他心里其实仍是横亘着“内鲜”之别的?

日本的媒体却高度关注这两块奖牌，拍摄马拉松比赛过程的纪录片，《大阪每日新闻》社委托横光利一、《朝日新闻》社委托另一日本商人带回日本。“(8月9日)晚，突然受人嘱托，要我将马拉松赛跑的记录影片捎回日本。比赛结果出来了。我决定接受嘱托。”(《奥林匹克开幕式·八月九日》)“对这两家报社来说，马拉松无疑是奥运会中最重要的镜头了。”(《欧洲纪行·八月十一日》)——但对横光利一来说则显然不是。搞笑的是，两家报社为了竞争而分别托了不同的人，可两位受托者乘坐的却是同一列火车，无法在西伯利亚比试速度，还商量着交换邮包，跟报社搞恶作剧。后来8月20日他们一到满洲里，还是横光利一的委托者抢先一步，派报社记者从海拉尔坐了飞机来取。

横光利一这次的欧洲之行，去程选择了经由印度洋的邮轮，回程选择了横贯苏联的火车。他在“箱根丸”上看世界的眼光，已经很有些殖民主义者的味道了:“从上海到新加坡觉得格外漫长。这中间经过的几乎都是未开化的国家。一想到还将有三倍于这段路程的未开化地区将一直延续到马赛，便觉得战争的发生不是没有道理的。谁会对此漠然处之呢?”(《欧洲纪行·三月二日》)这是对几年后爆发的“大东亚战争”的惊人预言了!“英国政府在革新通货制度时，似乎最初总是先在印度应用和实验。因为应用在未开发地区土著人那里，反应最为明显。当今英国最出色的经济学家，都是曾分别在印度任职过的。日本的实验地则是满洲。”(同上《三月四日》)伪“满洲国”的傀儡们，你们听到这话了吗?“绕道印度洋，便是依次从未开化的地域向欧洲文化的顶点走去，就好比是经由漫长历史走向现代这一历程的再现。”(同上《三月七日》)对横光利一来说，这既是一段“朝圣”的天路历程，也是一番颇具殖民意识的巡视，二者的感觉应该都不坏。

也是在那艘“箱根丸”上，横光利一听到了不少闲话，其中之一是:“有个美国富豪搭乘这条船，臂肘支在甲板栏杆上，和长谷部少将交谈说:日本把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拿下来，别的国家是不会吭一声的，应该早点拿下来，只是干的时候别大声嚷嚷就是了。”(同上《二月二十八日》)比起当着芥川龙之介面随地撒尿的傲慢的美国佬来，这个横光利一的美国佬已今非昔比，开始大拍日本人的马屁了，并想把日本的祸水引向苏联(或者是想借苏联之刀杀日本)。这个美国佬有所不知，日本人其实早已这么想了。就在几个月后，日本制定国防方针，把苏联列为头号敌人，并悄悄进行战争准备。但在三年后的诺门坎事件中，日本人却吃了大亏，领教了“老毛子”的厉害，遂无奈放弃“北进”计划，转取“南进”战略，接着又偷袭了珍珠港，把美国佬揍得屁滚尿流——这足以慰藉芥川龙之介当年“被(迫)观撒尿”的弥天大恨，对横光利一的美国佬来说则可以算是因果报应。

同年8月，横光利一借道苏联东还。当火车穿越辽阔的俄罗斯大地，终于到达了满洲里时，他感觉自己像是回到了祖国，并把中苏边境径称为“国境”，宛如就是日本与苏联的分界。“换乘的那列车将载我前往满洲里，对我说来自然极感亲切”(《人之研究》)。“离满洲里只有三小时的路程。钻进被窝，却难以成眠。心里期待着的，是日本看上去将是个什么样子。”(《欧洲纪行·八月二十日》)请看，“满洲”与“日本”已经画上了等号，伪“满洲国”连影子也看不到!因为在他的眼里，“满洲”已是“日本的实验地”，也就是殖民地，一如印度之于英国(同上《三月四日》)。“这儿有不少日本军人”，那就是恶名昭著的关东军。“日本的影响之波已延展到此地了”，尽管他意犹未足，“比起势力范围一直要从波兰延展到此地的俄罗斯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在满洲里车站，跑来迎接他的，竟然是“身穿中国服装的特高课刑警”，这种货色，是东北老百姓用来吓唬孩子的，但于此他并不觉得有何异样:“对我来说，特高课不特高课的无所谓，只要是日本人，就比什么都让我放心。”他在满洲获得了踏上故土般的放心，心头洋溢着对于故乡才有的温情。“我头一次把国境上美丽得梦境似的大片起伏的野草看了个够。”(同上《八月二十日》)对于他的这种温情和放心，即使已经过去了七八十年，今天的我读来，还是觉得不爽，真的很不爽!

“若是跟待在大连到长春这一带的日本人打听他们想不想回日本，很多人会说不想回去，可一到哈尔滨，便都说想早点回去，大概日本的语言之波，从日本的北方到中国的长春，已成强弩之末。”(《旅》)所谓“日本的语言之波”，也就是日本的殖民之波，从大连到长春一路荡漾过去，成为中国躯体上的溃疡与癌症。横光利一的描述很是写实。然而历史已经证明，这根本不是“想不想”的问题。去问问日本海边的舞鹤等港吧，战后见证了数百万日本难民的大溃归，它会告诉你一切。战争结束两年后去世的横光利一，还来得及活着看到日本殖民史的落幕。谢天谢地!

在《中国游记》里，芥川龙之介随处表达了对中国人“排日运动”的不以为然;到了中日战争爆发前夜，横光利一同样不能理解中国人的“抗日战争”缘何而起:“然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却早已乾坤颠倒，无所顾忌，砸碎传统成了他们的实践，战争则成了达到这一目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抗日这一战争方式并非出于自我觉悟，而是从别国习得的一种武器。”(《静安寺的碑文》)琼瑶的自传体小说《我的故事》里说，抗战期间日本兵最痛恨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以为，中国的抗战都是读书人宣传煽动起来的:“据说，日本兵最恨知识分子，凡是搜到读书人，一概杀无赦。我们家，祖父、父亲和母亲都在教书，又都是积极的反日分子。平时在教室中，祖父和父母都不厌其烦地灌输学生民族观念，此时，想当然耳，会成为日军杀戮的目标。事实上，那时日军铁蹄践踏之处，生灵涂炭，满目疮痍，不论老弱妇孺，士农工商，都惨遭杀害，又岂是读书人而已。但，读书人，尤其是教书的，确实更难幸免!”横光利一的说法不管怎么看，好像都在映证着日本兵的暴行。

由此看来，从芥川龙之介到横光利一，他们到底还是没能懂得中国，没能懂得中国人的日本观。一直到今天，在代表日本右翼观点的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里，还是把当年的“排日运动”的起因之一，归结于受了苏联暴力革命思想的影响，并具有“过激”的特征，与横光利一的看法如出一辙;而日本的政客们说起当代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来，还总是一厢情愿地相信那都是“宣传”的结果，哪怕所有的中国人都一遍遍地告诉他们，这些其实都是由历史和他们对历史的歪曲造成的。多少次在日本的电视节目上看到，“嘉宾”们一边口口声声称呼那些战犯为“英灵”，一边又指责“纠缠”于“历史旧账”的中国人都被“洗了脑”!

“在这个世界上，要读懂中国人的心理恐怕难乎其难，各国的外交便全是在上海翻了船的。”(《静安寺的碑文》)“我在中国遇到过不少在那儿有着相当长的生活经历，并且人品相当出众的人物，屡屡听到他们这样叹息:中国到底怎么回事，实在弄不懂。”(《北京与巴黎(备忘录)》)其实有什么好弄不懂的，放下中国人都被“洗了脑”的成见，虚心倾听中国人自己是怎么说的，不就可以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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