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日本，因为那是我的祖国，我生长的地方，那里有我的亲人和许多值得怀念的人们。但是我更爱中国，爱那些在艰苦战争岁月和坎坷生活中和我同生死、共患难的中国人民。”——小林清
     出征
     我叫小林清，生于1918年，日本大阪府松原市三宅村人。家里做些小生意，父亲小林熊太郎曾经是明治天皇时的皇宫卫士。
     1938年被征召入伍时，我还在学校念书。放学回家时，妹妹向我鞠躬，说：“哥哥，祝贺你，征召令来了，你成为日本帝国的军人了!”
     参军是日本家庭的荣耀，家里人为此宴请亲友。母亲缝了一条“武运长久”的红布佩带，拿到街上，遇到不认识的人，就请他缝上一针。这叫“千人缝”，来保佑出征的人平安。
     当年11月，我来到中国胶东的烟台福山县，被分到独立混成第5旅团19大队2中队。第二年夏，经过机枪射手训练班考核合格，升为上等兵机枪射手。
     1939年秋末，我随队参加扫荡，一连数天都没找到八路，还被当地农民带入了八路的伏击圈。队员死伤过半，队长野村下令撤退。我抱着机枪拼命扫射，掩护撤离。等子弹打完，弹药手和小队其他人早没影儿了。我撒腿就跑，却被一块石头砸中脑袋，昏倒在地。
     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八路军的担架上。和所有皇军士兵一样，当时我的想法是，宁可被杀，也不能投降，不能做对不起天皇的事!我闭着眼睛大喊，“我不怕死，你们杀了我吧!”

     被俘
     开始我不吃饭，后来改变策略，伺机逃跑。
     胶东军区敌工科、八路军五支队政治部主任仲曦东，政委王文，先期被俘的日本士兵布谷等都曾找我谈话，可我根本听不进去。
     每天早上，听见八路的号声心中就无比凄凉，看见敌工科的那几个人就感觉非常讨厌。时时刻刻想着逃跑，认为八路一身“破烂”：破鞋子、破袜子、破军装、骑破马、拿破枪!
     终于在一次夜行军时，找到机会跑，都快跑到据点了，被老乡发现，又被抓了回来。
     从要跑到不想跑、从日本兵到八路军的转变着实不易，中间还经历了一次“死亡”。
     后来，八路军五支队抓回来一名日本军曹。见到他，我大吃一惊：原来这俘虏正是我以前的班长濑古。我的军事技术和务实精神，都是濑古训练的。濑古看见我，也跟见了鬼似的：“你……你还活着?”
     从濑古嘴里，我才知道，我已阵亡，骨灰盒和战死通知书都已送到日本家里。我一听就炸了，一股无名火蹿到脑门子上：我们在战场上拼死拼活地为了国家，为了天皇，结果却把别人的骨灰给寄我家去了?!可见那些送回日本的骨灰盒里，装的都不知道是谁的骨灰，死猫死狗的都有可能!
     在那段时间里，我陷入了极大的苦恼之中。我不想逃跑了，只想这场战争到底是为什么。1941年3月，我被送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在那里，我寻找到了答案，“日本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中国人民不是日本的敌人，相反日本军国主义才是罪魁祸首”。为使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劳苦大众从野蛮的军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就非踏着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道路前进不可，我决心为此贡献自己的一切。
     抗战
     1942年9月，反战同盟胶东支部刚一成立，即奔赴前线进行宣传工作。在东海一带，文登县内部管理不严，士兵作风和纪律较松散，在八路军的协助下，我和盟友们将大批日文宣传品和慰问袋送进文登县城。日军收到后，将宣传品收藏起来，躲到马厩里、厕所里偷偷阅读。
     接着，我们又趁热打铁，开展对县城里日军据点的喊话。
     开始，日军长官极为恼怒，骂我是“卖国贼”、“没骨气”，并要开枪，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我意识到需要变更喊话内容，开始用聊家常的语气，说起家乡和日本兵熟悉的事。据点内慢慢平静下来，后来我们聊到了时事和战争。
     喊话结束时，同盟队员对日军唱了一首歌：“明月偏西挂树梢，寒风凄凄树叶儿响。年老父母种稻又插秧，依然忍饥受饿度时光。……”在带着寒意的秋夜里，歌声更显凄凉忧伤，让据点内的日军想起了遥远的故乡，勾起了他们的孤寂和辛酸。
     当我们离开据点时，日军高呼：“谢谢你们!但一会儿我们得向你们开枪，跟上级汇报可以说击退了一次攻击!”果然，等我们走出据点好远时，身后响起了机枪声、步枪声。此后，这个据点的日军很少骚扰周围村庄的百姓。
     反战同盟主要通过战场喊话、电话、书信等方式来对抗日军。我的工作不止于此。
     战争打到后期，八路军缴获的日军武器越来越多。为了能让战士们尽快掌握这些较先进的武器，我们举办了日本机枪射击训练班。因为我对日本各种武器和战术较为熟悉，便担任了八路军的军事教官，详细解说日本机枪的构造、性能、零部件、射击中目测距离的方法以及维修方法。
     在保卫胶东抗日根据地时，我还拿起武器与日军直接作战。1942年11月，日军开始对胶东根据地进行冬季“大扫荡”，这是胶东抗战史上日军发动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扫荡”。
     情势危急。在我的再三请求下，部队领导同意了我参加掩护突围的战斗。在争夺阵地中，我听到日军指挥官隐隐约约地大喊开炮的声音，立即叫八路快转移阵地。刚撤离一会儿，日军的炮弹落在突击队刚才的阵地上。突击队转移到另一个地势更高的阵地，我迅速架好机枪，猛烈射击起来。就在这时，一发炮弹落在机枪旁边，弹药手头部中弹牺牲，我只觉得胳膊上像被人狠狠打了一拳，也负了伤。但顾不上包扎，抱着机枪横扫，掩护其他人撤退。这时，司令部和老乡已经突出包围，走远了。我边打边撤，突出重围后，才被抬上担架，送往后方医院。
     在和山东军民共同对日作战的3年中，我负过伤，也立过功，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有人夸奖我的贡献，但我最想感谢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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