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因为战乱，郁达夫到福建任职，王映霞偕其母与三个儿子避难富阳、丽水、汉口时，两人之间却出现了婚姻危机，并最终演变成为一场公开的感情风波。 1938年7月5日，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第四版公然刊登《启事》，全文如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谨启。 ”

根据后人考证，《启事》中的“某君”指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许此时刚刚丧偶，也携三个女儿在丽水游玩，与王映霞关系暧昧。郁达夫闻听有关两人的传言，心中郁闷不已，又在自己家中发现了许绍棣的信件，终于勃然大怒，夫妻争吵，王映霞离家出走。后经友人调解，两人又各自表态要和好如初，一场风波才告平息。然而感情的裂痕却自此愈来愈深，最终为郁达夫出走南洋、夫妻公然反目埋下伏笔。

出走 赴南洋参与抗日活动突然失踪

1938年12月28日，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的邀请，决心到新加坡去作海外宣传。郁达夫在中国抗战正激烈的时期出走南洋，引起了人们的许多猜测：有人认为郁达夫是为了抗日需要，到南洋去作海外宣传;有人认为郁达夫出走南洋是为了挽救他即将破裂的婚姻;也有人认为郁达夫是因为当时国民党某要员的迫害，无奈出走。

郁达夫自己在《毁家诗纪》中也说到了南渡的原因：“纵齐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 ”所谓“奇羞”，据郁达夫注释，大概在1937年八九月左右，他不在家，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趁机在一次饭后，和王映霞发生了关系。郁达夫因此感到“奇羞难洗”，于是决定投奔南洋，在远离是非中心的地方重新培养夫妻感情，挽救婚姻危机。

尽管关于郁达夫出走南洋的原因至今众说纷纭，但是他在南洋旅居期间，参与了众多抗日活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郁达夫到南洋后所发表的作品来看，他已不能再被称为一位作家，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抗日宣传工作者。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主编的刊物几乎成了宣传抗战的阵地。1942年2月4日，日军开始进攻新加坡，郁达夫与胡愈之、沈兹九、张楚琨、汪金丁、高云览等一批在新加坡从事抗日宣传的文化人，乘坐难民船离开新加坡，渡过马六甲海峡，撤退到当时荷兰殖民地——印尼的苏门答腊岛。

5月的一天，郁达夫到苏门答腊西部高原小市镇巴雅，同战时工作团的几个负责人会面，讨论如何在这个小市镇隐蔽下来，各找职业作掩护。此后，郁达夫化名赵廉，租了一幢荷兰人住过的别墅住下来，很像是个富商。他在这里开办了一家酒厂，潜伏下来做抗日工作。

一次，郁达夫去访问镇上的一位华侨领袖蔡承达，正好同时也有一个日本宪兵来和蔡承达交涉事情，结果双方由于语言不通，沟通非常困难。蔡承达知道郁达夫会讲日语，就请他临时翻译。从此驻在当地的日本宪兵就知道有一个名叫赵廉的华侨，精通日语，不久后郁达夫就被胁迫充任日本宪兵部的翻译。郁达夫在充任日本宪兵部的翻译期间始终保持着贯穿他一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在翻译时暗中做了许多帮助印尼人民和华侨的事情。为了更好地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在友人介绍下，郁达夫与一位原籍广东台山的华侨姑娘何丽有结婚了。一直到郁达夫遇难，何丽有才知道郁达夫是中国文化界的名人，而不只是一名寻常的酒厂老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郁达夫终于度过漫漫长夜，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然而正当郁达夫为抗战胜利兴奋不已的时候，日本宪兵却向他伸出了罪恶之手。

1945年8月29日晚8时左右，郁达夫吃完晚饭后，正在家中和三位华侨闲谈，忽然来了一个讲印尼语的当地青年，说有事请郁达夫出来商谈一下。郁达夫随这个青年出去了几分钟，又回来对客人们说：“我出去一下就回来，你们请坐一下。”说完就出去了，当时他身上还穿着睡衣。但此后郁达夫却再也没有回来，从此神秘地“失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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