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方面党政军虽受到相当打击，当由于巧妙地避开日军锋芒，其势力依然继续增长。而中国方面（指伪军）没有积极的活动，其基层行政机关，由于中共的武力打击和政治攻势，陷于萎靡不振状态，治安军叛变事件屡屡发生。”日军的记载透露出敌我力量在缓慢变化。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要求日军做到的在“剿共”战争“使敌人感到‘日军真可怕’，使民众感到‘日军真可仰赖’”的目标不但没有出现，反而随着战争的长期化，日军内部军纪日益恶化。冈村宁次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在过去日清、日俄战争年代，日本兵没有主动投敌的，即使负伤后被俘，也不会在敌人恐吓下供出我军情况。现在情况变了，被俘虏后很多人供出我军军情，并有叛逃敌者，实为可叹。”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战争的伟大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面前，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如果没有发动人民建立根据地，是根本无法在敌人的心脏生存和发展。
     日本陆军自卫队第80团师团长本政登士在战后所著《自卫队在前进》中，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当年与八路军游击队作战的见闻。自1940年6月至1945年2月，本政登士在华北方面军第4科任参谋。对于“装备上有问题，几乎没有火炮，有时使用缴获日军或蒋军的山炮和迫击炮，但此种情况极少”的八路军，本政登士承认，日军对共军发动了千次大大小小的讨伐作战，几乎都未能给敌人以重大打击。
     “共军的灵活机动和利用夜间行动，几乎可以说是神出鬼没。在谋略方面，共军同样有创造性的发展，使我们不得不甘拜下风的事例很多。日军部队为了讨伐共军，一到基地，居民手拿太阳旗在城门外列队欢迎。如果看不到居民，日军就要警戒，但军民如此热烈的欢迎，使日军疏忽大意进入城内。于是在城内同时受到四面八方的攻击，造成极大损失。这种事例在山西省发生过多起。”

     本政登士在回忆时仍表示，自己未能看透消耗战略巨大威力之实质。其实他的所见所写已经道出了一切，那就是日本面对的不仅仅是神出鬼没的共产党游击队，还有孕育并隐藏游击队的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本政登士回忆说:“有时，中国人送葬队伍在日军的碉堡前面通过，正当日军守备士兵以好奇的眼光看得入迷的时候，送葬的中国人从孝服里拿出步枪，从棺材里取出机枪，一起向堡垒开火。又如在堡垒或据点里干活的中国人或设法给守备士兵下毒药，或从里头锁住大门，使守备士兵全部被消灭在大门外。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日军拂晓出发讨伐，一出基地大门，村民立即追随日军的行动发出信号。一部分民众组织与日军同时并进，随时监视日军动静。共军命令他们在日军到达之前把情报送给共军。通常有一部分群众在道路上埋设地雷、破坏桥梁，以妨碍日军的行动。日军一接近共军根据地时，几乎每一个民众都可看作共军的哨兵和侦察员。可以肯定，在田里干活的农民会用铁锹示意的方式传达情报。”
     7年的敌后艰苦斗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在华北敌后巩固地建立了五大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华北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的人民达5000多万，占全华北人口60%左右;有组织的群众为1600多万，占根据地人口30%以上;不脱离生产的民兵有158万，占根据地人口的3%强。
     平原游击战也许是最能体现这一伟大力量存在和抵抗的史诗。吕正操将军在《冀中回忆录》中写到，为了不让日军获得良好的据点工事，八路军领导群众拆毁了河北全境几乎各县所有的城墙;为了利于对日军据点的偷袭，河北军民在4个月内打死河北全境数十万条狗。彭德怀向美军观察组介绍，为了在平原地区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抗日根据地军民一边破坏敌人的“交通建设”，一边挖掘反封锁的道沟。“在1940年，河北平原已经纵横皆是此种道沟，据冀中第八行政区统计，已挖成的此类道沟占所有道路的82%。有了道沟，我方可在沟中隐蔽活动，人民也可经由道沟行走，而敌方则遭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汽车装甲车不能畅行，速率降为与步兵相等，平均每小时只能走4～6公里。这样就使敌人失去了快速部队的优点，迫其像步兵一样与我们作战。”人民群众的力量，彻底改变了河北大平原的地形地貌，也改变了抗战力量的对比。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