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二日本俘虏收容所始建常德，再迁长沙，随战事的发展，后设在贵州镇远县(有分所设在重庆刘家湾)，1944年2月日军占领独山后，又迁到重庆鹿角场。根据资料，第二日本俘虏收容所的日本战俘“通常是500余人，最多时达到700余人”。但是其中既有日本军人，也有俘获的日军家属，日本慰安妇以及替日军服务的商人、夫役等。

到目前为止，有据可查的国民党方面有关日军俘虏的数字统计也就是这些了，“国军”只有这两个收容所。从1937年到抗战结束，关押的日军俘虏(包括1939年以前八路军转送的)，包括日军家属、慰安妇、商人等非战斗人员在内，共计大约1200名左右。

此外，滇缅之战中，根据国民党方面公布的资料宣称：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共俘虏647名日军;湘西会战俘虏247名日军。

在这里我们且完全相信上述数据，不考虑可能存在的夸大情况。把这些数字和两个战俘收容所的数字加在一起，并把家属、慰安妇、日本商人等非战斗人员、八路军转送的日军俘虏统一计算，“国军”方面在抗战中抓获的日本俘虏总共为2094人。

“国军”的俘虏数据与日本史料中统计的数据较为接近。根据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冈村宁次回忆录》第99页：投降后，“中国政府方面和共军方面(极少数)移交的俘虏，1946年5月末的数字为：陆军1212名，海军40名，商民106名，共计1358名。另外，从延安返回日本的战俘约300人，200余名俘虏死在国方战俘营中。”以上各项数字相加共1858人。

而冈村仅仅计算了被俘的日军士兵，没有包括随军家属、役夫，以及为数不少的韩国人、台湾人和琉球人。

还有一些日俘被提前释放或加入八路军，也未被冈村宁次统计到日军战俘数中去。

“国军”方面情况如此，那么“共军”如何呢?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斗总览》第865页，在敌后战场最困难的1941年6月到1942年5月，我军俘虏442名日军。

自1937年9月八路军686团参谋长陈士榘捉住第一名日军俘虏后，各年份统计数字如下：1937年9月-1938年6月： 俘虏124人;1938年6月-1941年5月： 俘虏1771人;1941年6月-1942年5月：俘虏 442人;1942年6月-1943年5月： 俘虏428人;1943年6月-1944年5月： 俘虏519人;1944年5月-1945年5月： 俘虏773人。1945年6月-1945年10月11日： 俘虏2156人(包括拒绝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被击溃后俘虏的日军，)。总计6213人。是国民党军俘虏日军人数的三倍。

我们再比较一下国共两军俘获日军军官的情况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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