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英、苏领导人参加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详细阐述了他所设想的世界性组织的组成部分：一个由35至40个会员国组成的组织定期在各地召开会议以制定各项建议;一个包括四大国在内的十国执行委员会将处理一切非军事性问题;第三个是“四国警察”组织，“将有权直接处理对和平的任何威胁”或任何需要采取行动的紧急突发情况。但斯大林和丘吉尔并不希望建立一个世界性组织的设想，尤其不赞成“四国警察”的建议，主张在欧洲和亚洲分别设立区域性组织。最终仍是在罗斯福的坚持下，英、苏领导人才接受了上述提议。

1944年7月间，纳粹德国的崩溃已近在眼前，美国从战后全球战略考虑，将它起草的《普遍国际组织暂定草案》送交中、苏、英三国政府，并邀请三国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以讨论美国的建议并拟定新国际组织的章程。苏联以自己未参加对日作战为由，拒绝与中国一同参会。结果，又是美国居间调整，模仿开罗会议旧例，将会议分为两阶段举行。第一阶段从1944年8月21日至9月28日，由美、苏、英三国参加，第二阶段的会议从9月29日至10月7日，由中、美、英三国参加。

中方首席代表顾维钧抵达华盛顿后，曾先期会见了罗斯福总统。在此次会见中，顾维钧提及了中国的四强问题。罗斯福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亚洲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在历史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因而是维护世界及远东和平的重要力量。罗斯福在会见中说道：“有了中国这个地处亚洲的强大盟国，美国就可以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到欧洲了。你是知道的，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大规模战争都起源于欧洲。这些战争曾使其他地方也不得安宁，人民的生命和国家财产遭受骇人听闻的损失。”获悉罗斯福的真实态度后，在顾维钧主持下，中国代表团针对会议前一阶段的成果，提出了相应的补充意见。当中国代表提出维持和平与安全必须根据正义与国际公法原则，以免新的国际组织沦为强权政治的工具时，遭到英国首席代表哈利法克斯勋爵的反对，勋爵认为所谓国际公法是不明确的，当出现争端时，国际法只会引起争论。这一问题在中英双方代表间引起了激烈争论。顾维钧尖锐指出：“如果未来的联合国宪章不能代表弱小国家的利益，那还能称它为联合国宪章吗?”顾维钧凭借其精湛的国际法造诣和丰富的国际外交斗争经验，赢得了美国代表的支持，最终说服英国代表，将其列入拟定的联合国宪章内。虽然第二阶段会议实质上是出于“维护中国的声望”，而非听取重要意见，但中国代表的参会并参与实质性讨论，无疑进一步巩固了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的地位。

罗斯福建议蒋介石中国代表团代表应包括多个党派

1945年3月5日，美国代表中、美、英、苏四个发起国，邀请在1945年3月1日前对轴心国宣战、并在《联合国家宣言》上签字的国家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家会议。由于此次会议事关世界和平与前途的大事，中国为此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关于代表团人选问题，从蒋介石的本意而言，当然希望由国民党包揽全部代表名额。顾维钧顾及中国在国际上需要统一、团结的形象，曾向蒋本人及宋子文、王世杰提出接纳中共代表加入代表团的建议，但未奏效。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周恩来在1945年2月代表中共中央致函负责调停国共矛盾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表示“设若国民党独占代表名额，将不仅为不公平和不合理，并将表示他们的见地是要分裂中国”。赫尔利将此事报告罗斯福。1945年3月，罗斯福向蒋介石去电称：“我愿使阁下知悉，如阁下之代表团容纳共产党或其他政治组织或政党在内，我预料不会有何不利情况，实则此种方法有显著之利益。若能容纳此类代表，在会议中必能产生良好印象，而阁下对于统一中国之努力，势将因阁下此种民治主义之表示，而获得实际援助。”罗斯福还特意举出美国代表团中就包括了民主、共和两党的代表，以委婉但又不容辩驳的姿态劝蒋转意。后又经多方斡旋，蒋介石终于确定了包括中共代表在内的十人代表团名单：宋子文、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李璜(中国青年党)、张君劢(中国民社党)、董必武(中国共产党)、吴贻芳、胡适、胡霖。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家会议在旧金山如期举行。中共代表董必武作为代表团正式成员出席了此次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以公开身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亮相。董必武在旧金山期间，除了参加会议，还广泛接触了美国各界民众及华侨组织，介绍了解放区军民的情况，中共军队自抗日战争以来的战况、战绩，以及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等，有效扩大了中共在美国社会及侨界的影响。

综观中国参与联合国创建过程中，美国政府做到了尽力支持中国的承诺，而且在一些关键节点上甚至要得罪英、苏领导人也在所不惜。这当然主要出于其自身战略利益的考量，即在战后东亚国际秩序中，美国欲以中国为盟国遏制苏联和日本的势力，而将主要精力放在欧洲事务上。但不管怎样，这一做法于中国国家利益颇为有利，理当值得在历史书写中记下一笔。当然，我们强调美国因素也并非抹杀或贬低中国军民的抗战贡献及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而正说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

令人钦佩的是，罗斯福早就预料到，中国迟早会发展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化军事强国，能与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的成长相匹敌。日本曾经成为国际社会中可信赖的一员，但后来背离了。罗斯福希望这种情况尽量不在中国重演。所以，他认为与中国保持合作的最好保证是让中国更充分地与其他强国联系起来，使其不至于自行其是。只可惜罗斯福的远见卓识在后任美国总统中极难寻觅，而其所倡导的国际合作精神，在今日更可作为中美双方减弱对抗思维的一种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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