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有据可查的国民党方面有关日军俘虏的数字统计也就是这些了，“国军”只有这两个收容所。从1937年到抗战结束，关押的日军俘虏(包括1939年以前八路军转送的)，包括日军家属、慰安妇、商人等非战斗人员在内，共计大约1200名左右。此外，滇缅之战中，根据国民党方面公布的资料宣称：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共俘虏647名日军;湘西会战俘虏247名日军。在这里我们且完全相信上述数据，不考虑可能存在的夸大情况。把这些数字和两个战俘收容所的数字加在一起，并把家属、慰安妇、日本商人等非战斗人员、八路军转送的日军俘虏统一计算，“国军”方面在抗战中抓获的日本俘虏总共为2094人。

“国军”的俘虏数据与日本史料中统计的数据较为接近。根据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冈村宁次回忆录》第99页：投降后，“中国政府方面和共军方面(极少数)移交的俘虏，1946年5月末的数字为：陆军1212名，海军40名，商民106名，共计1358名。另外，从延安返回日本的战俘约300人，200余名俘虏死在国方战俘营中。”以上各项数字相加共1858人。而冈村仅仅计算了被俘的日军士兵，没有包括随军家属、役夫，以及为数不少的韩国人、台湾人和琉球人。还有一些日俘被提前释放或加入八路军，也未被冈村宁次统计到日军战俘数中去。“国军”方面情况如此，那么“共军”如何呢?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斗总览》第865页，在敌后战场最困难的1941年6月到1942年5月，我军俘虏442名日军。自1937年9月八路军686团参谋长陈士榘捉住第一名日军俘虏后，各年份统计数字如下：1937年9月-1938年6月：俘虏124人;1938年6月-1941年5月： 俘虏1771人;1941年6月-1942年5月：俘虏442人;1942年6月-1943年5月： 俘虏428人;1943年6月-1944年5月：俘虏519人;1944年5月-1945年5月： 俘虏773人。1945年6月-1945年10月11日：俘虏2156人(包括拒绝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被击溃后俘虏的日军，)。总计6213人。是国民党军俘虏日军人数的三倍。

我们再比较一下国共两军俘获日军军官的情况来看。“国军”抓获的日军最高级别军官是中队长(相当于连级军官)，共有2人：13师团的“宣抚班”成员长谷川敏三;日军独立山炮第2联队第5中队中队长松野荣吉。而共产党抗日武装俘虏的日军中，有3名大队长(相当于营级军官)：日军独立步兵警备第六十五大队大队长柴山茂;日军独立混成第90旅团步兵第626大队大队长岩崎学;日军47师团步兵131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山谷悦二郎。

这其中，柴山茂是中国战场在1945年8月15日前俘虏的唯一一名大队长级指挥官。另两名则是因日本投降后拒绝缴械而被俘虏。这位柴山茂大队长被俘的经过很有戏剧性。根据他自己的回忆(来源见柴山茂的回忆录《思い手》;日军原独混第五旅团战友会发行的《昭和38年独立第十九大队结队祭纪念集》(其中有柴山的回忆讲演《迫降在八路军中》);以及桑岛节郎(在世)的《华北战记》)：他奉命离开烟台前往威海参加军事会议，因交通已被八路军断绝，所以乘陆军航空兵的一架战术侦察机前往威海。在飞行途中因为高度较低，遭到八路军地面部队射击，发动机被打坏，被迫迫降，结果被八路军俘获。值得重点指出的是，另有746名日军主动向共产党抗日武装投诚。这对于以“死硬”著称的日军中简直不可思议。

1940年9月，产业工人出身的日军士兵坂谷义次郎，不堪忍受日军官兵对中国人的枪杀、抢掠和强奸，率先向新四军投诚，后来他牺牲在抗日战场;在他之后，南通汇龙镇有14名日军士兵向新四军投诚;日军炮兵丰川秀雄等两人，携带步枪和手枪向新四军投诚;日军山本师团822部队兵长渡边和其妻子一同向新四军投诚;日军军曹田井达三和上等兵中孝次郎等3人，携带步枪3支、子弹300发、指挥刀一把，向新四军投诚;日军宪兵伊山志雄的父亲、哥哥被强迫征兵后战死，嫂子和妹妹又被强迫送到中国战场当军妓，受尽凌辱，伊山志雄满腔悲愤地向新四军投诚;日军童山部队中的6名朝鲜籍士兵向新四军投诚;驻守南京的18名日军士兵，准备集体向新四军投诚，后因消息走漏，被日军抓回，6人被判死刑，12人被判5年以上徒刑;巢湖县日军一个小队20余人，在小队长川井一太郎的率领下起义，参加了新四军，与新四军并肩抗日。

而被俘后加入八路军的小林宽澄，至今仍然以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一生的骄傲。而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反战同盟”有34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他们是：寺泽吉藏、今野博、安藤清、浅野清、黑田嗣、铃木宏、松野觉、森增太郎、大野静夫、后藤勇、坂谷义次郎、松田、田钿恙、吉田武、福冈留、宫川户吉、中西勉、中川秋夫、户田益、高木敏雄、原广见、小林春夫、青木定夫、中山正、初田清太郎、浜田真实、砂原利男、佐野甚七、与津、富田、绀野、宫崎、田中实、吉圣次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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