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新军初建的那个团，原来拟称“青年抗日先锋队”。阎锡山说参加的人都要有誓死的决心，于是改称“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它是以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8团、9团各一部组成的，在1937年8月1日成立时，我任政治委员，阎锡山派旧军官担任军事指挥。决死队的发展非常迅速，在1个多月时间里，由一个部队发展成为4个部队(相当于团)，最初成立的决死队改称“第一总队”。
     9月间，八路军第115师、120师、129师，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领下，先后开赴山西战场。9月下旬，我带领决死队第1总队，在从五台往盂县的路上，遇到朱德总司令。他是率领部队到晋东北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的。突然相逢，使我喜出望外，我汇报了准备在晋东北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打算。朱总司令说：晋东北地区是战略要地，北上可以威胁北平，南下可以直趋太原，八路军准备在这个地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你不要在这里了，最好得到阎锡山的许可，把决死队开到晋东南的上党地区(上党，地名。秦朝设上党郡，治所在山西省壶关。隋朝设上党县，上党地区即今山西省长治市、壶关一带地区。)去。他还告诉我，离开延安时，毛主席谈论过，我们打的是持久战，军队要插到敌后去，和下围棋一样，先做几个活眼，准备在华北同敌人长期周旋，首先要占据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这3个战略要地。我听了中央的战略部署，更增强了深入敌后长期坚持斗争的信心。
     在向朱总司令汇报的时候，我曾要求派一些八路军的军事干部到决死队来，以便把军事指挥权切实掌握在我党手中。朱总司令爽快地答应要多少给多少。后来陆续给新军派过近千名红军军事干部及抗大等其他各类干部，他们发挥了很大作用。这是八路军对山西新军的重大支援。

     巍巍太行，耸立在晋冀之间，与黄河互为表里，确实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好地方。遵照朱总司令的意见，一方面我对部队的行动做了部署，一方面即去太和岭口阎锡山的前线指挥所去见阎，我向阎谈了新军建立和发展的情况，谈了新军表现出的优越性之后，向他提出我想去晋东南。他问我为什么要去那里?我说晋东南的地理形势好，在那里可以建立一个抗日的落脚点。他附庸风雅地谈了一番历史，说自古都说山西是形胜之地、表里山河，其实上党古郡才是表里山河的表里山河呢。历代都把那里看作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得了上党，跨过黄河就是洛阳，就可以得天下。最后。他同意我带决死队1总队去，并委任我为山西第3行政区政治主任。这时正是旧军溃败，阎走投无路，进步倾向最为明显，把希望主要寄托在新军身上的时候。我即乘机向阎锡山提出再组建5到10个旅的新军。阎锡山以第2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先给了5个旅的番号，由我全权负责从速组建。于是，决死队由原来的4个总队很快就扩充为4个纵队(旅)，我提名各纵队的政治委员由薄一波、韩钧、董天知和李力果担任。在任命前，梁化之来同我商量，说政治委员都选用山西籍人是否好些，这实际上是阎的主意。我答应了。即改由我和张文昂、戎子和、雷任民同志，分别提任第1至第4纵队政治委员。韩钧、董天知、李力果同志分别改任第2、3、4纵队政治主任。同时组成的工人武装自卫队(团)，不久发展为纵队(简称“工卫旅”)。当时，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给决死队4个纵队和工卫旅的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2、3、4旅和第207旅。
     在雁北战事正紧的时候，周恩来同志来到山西。他一再开导阎锡山促使第2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在雁北13县的沦陷区成立。由周恩来同志主持起草的工作纲领规定，这个委员会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阎不同意。我遵照党的意见去说服阎锡山，我“站在山西的立场上”对他说：现在把收复的沦陷区交给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是最大的人情，可以加强合作抗日。那些地方是八路军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来的或者就要夺回来的。如果不让，共产党、八路军一定要坚持，我们也无可奈何，连个人情也落不到。阎锡山觉得我讲得有道理，只好如此，战动总会的工作纲领略加修改即找了几句“山西话”，也就勉强通过了。
     1937年9月，战动总会正式成立，由共产党、八路军、牺盟会和各群众团体的代表组成，日常事务由常务委员会处理，续范亭同志任主任委员。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等同志参加了战动总会的领导工作，对山西抗日工作的开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战动总会除在察南、绥远活动外，主要在同蒲路北段长城内外的沦陷区，深入发动和武装群众，活动区域达50多个县。战动总会在晋西北组建的近万人的13支游击支队，经常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袭击敌人的据点。1939年，整编为陆军暂编第1师，辖4个团又1个支队，由续范亭同志任师长，是山西新军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