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1894年7月25日，黄海丰岛附近海域，日本联合舰队快速巡洋舰“吉野”、“浪速”、“秋津洲”所组成的第一游击舰队向担负向朝鲜半岛运兵任务的中国北洋水师济远和广乙两舰发起了攻击，此时，距离中日两国正式向对方宣战还有五天，这场“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拉开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序幕。

这场自海战而起的战争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因为海战而瞩目，大东沟的激战，刘公岛的悲歌，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中日海军的较量，甚至可以看做是世界上第一次近代化海军之间的对决。然而，甲午战争中的那场从三千里江山一直延伸到中国领土上的那场陆上鏖战，同样值得铭记，而陆战的第一场大仗，便是从牙山开始。

甲午战争始于朝鲜，1894年的朝鲜注定不安定。在此前的1882年，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朝鲜的旧军队军人把他们对待遇不公的怒气发泄到了养尊处优的新式军队“别技军”和朝鲜官府身上。“别技军”是朝鲜借助日本的武器装备和技术所建立，以日本军官堀本礼造为教官，加入“别技军”的都是特权子弟，当然不能和缺衣少食的旧军队军人同日而语。于是，军人集中起来袭击了汉城的捕盗厅，释放囚犯，开仓放粮，又攻占了“别技军”的总部——下都监，处决了日本教官堀本礼造，继而袭击日本公使馆，日本公使花房义质趁夜放火烧掉公使馆逃跑。在事后，中日双方同时出兵干预，日本方面要求朝鲜与之签定《济物浦条约》，除了规定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以外，还规定了日本有在驻朝公使馆驻军的权利。而在其后，中日之间订立的《天津条约》规定：一旦朝鲜发生变乱，中日双方出兵应先互相“行文知照”。这使清朝政府承认了日本有出兵朝鲜的权利，日本与作为朝鲜“宗主国”的中国有了同等的权利，成为甲午之时中日在朝鲜冲突的滥觞。

1894年的朝鲜在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压榨下背负了沉重的外债，在全罗道发生了全琫准领导的东学党起义，起义军迅速发展到万人，忠清、黄海、京畿、江原等道的农民也纷纷揭竿响应。朝鲜官方派兵围剿，却反被起义军占领重镇全州。仓皇失措的朝鲜政府向宗主国中国“借师助剿”，在接到朝鲜方面的求援后，负责北洋事务的李鸿章上奏派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前锋约800人，自天津起航渡海抵朝鲜。直隶提督叶志超率清军主力随后渡海，在牙山驻扎。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在1894年6月6日聂士成出发的同一天，照会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通知日本中国已决定派兵援朝。日本方面早就在密切关注中国方面的动向，早在6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在获得清军决定援朝的消息后就决定趁东学党起义的机会，出兵朝鲜。日本当时的内阁首相为伊藤博文，他的内阁正处于风雨飘摇中，国会中的政党和他唱起了对台戏，在种种问题上设置障碍。伊藤博文认为唯一一个能解决内阁倒台危机的办法就是对外战争，只有在这个问题上，内阁和反内阁的国会政党才能找到共同语言。内阁的决议也得到了参谋本部长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和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的支持，军部和内阁共同计划后认为：清朝最多派遣5千人，日军只需要派出6-7千人于朝鲜击败清军，就可迫使清朝求和。如果中国增兵，日本可以再派出一个师团。6月5日，日本成立了战时大本营，负责战时的动员、出兵、作战指挥等事务。由于伊藤博文尚在出兵问题上有所顾忌，日本决定仅派出一个混成旅团。拿到中国派兵的照会以后，陆奥宗光如获至宝。6月7日，日本向清朝也发出了出兵的照会。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率军400多人在仁川登陆，并于10日直奔汉城而去，日本军队约4千人随后在仁川大规模登陆。

眼看战争在即，大清国的统治者们却上演了一幕幕地宫廷滑稽戏。1894年，是清帝国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这事可以说成为了朝廷上下压倒一切的大事，其重要等级远远压倒了日本的威胁。因此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光绪帝却不得不率领朝臣大张旗鼓地为慈禧六旬寿诞做着精心的准备。庞大的颐和园工程不断地吞噬着王朝的财政收入，甚至于到了甲午黄海海战战败后，慈禧依然未停止她那奢靡无比的“大寿”，大寿的奢华程度让亲身参与庆典的翁同龢瞠目结舌，在日记中他写道：“济济焉，盛典哉！”最终这场闹剧被讥讽为：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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