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慈禧之外，大清国其他重臣们的表现一样显得极为拙劣甚至无耻。帝国名义上的统治者光绪皇帝被珍妃的枕边风吹得不断卖官鬻爵，甚至差点让一文盲当上四川盐法道一职。而光绪皇帝的老师，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却以一个极为小人的嘴脸出现在历史当中。这位自诩忠臣的翁师傅，在国家板荡之际，对外一副伟光正的嘴脸，极力主战，大有谁不言战，便是国贼的气势。可心中打得算盘却是“我正想让他（李鸿章）到战场上试一试，看他到底是骡子还是马，将来就有整顿他的余地了！”要知道在此之前，他就用为太后办寿诞的理由停了北洋海军足足两年的军费，这完全就是等着北洋海军打败仗好落井下石。这位翁师傅之所以这样干，完全是因为私仇，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当年任安徽巡抚，犯了失守封疆之罪，曾国藩上书参劾他的奏折即为李鸿章所拟。结果翁同书充军新疆，老父翁心存气死。从此翁同龢怀恨在心。一个执掌国家重任的大臣，竟然不顾国家危亡，狭私报复，可耻可鄙到了令人恐怖的地步。

国家最高统治者如此，中枢重臣如此，地方大员也没好到哪里去。在当时的中国，除了北洋水师之外，还有两江总督节制下的南洋水师、福建船政大臣节制下的马尾船政水师和两广总督节制下的广东水师等海上力量。其中以南洋水师实力最强，拥有“开济”级、“南琛”级等五艘装备8英寸主炮的2000吨级巡洋舰，颇具实力。早在黄海海战之前，光绪就谕令南洋水师北上驰援，但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出于保存实力等原因，以各种理由托辞推诿，最终使得南洋水师未能参与甲午之战。帝党、后党、湘党、淮党挟国家利益而争权，把集团利益置于国家安危之上，这样的仗又如何能获胜？

而相对的，日本国内不但上下一心，而且事前事后的准备工作做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当中日宣战之后，日方490天出版49期《日清战争实记》，其中对中、日双方的一系列交战直至北洋完败，到《马关条约》签订，以及对北洋水师的将领、战舰、战斗力，都有详细的介绍，真可谓是处心积虑。庙堂上大清国的应对可谓是一塌糊涂，具体到甲午战争的战略战术上，同样也是乱七八糟。对于日本增兵朝鲜，清军提出了三策，对朝鲜事务颇为熟悉的袁世凯认为，牙山的清军位于日军的夹攻范围内，处境危险，建议“移营北上”，在平壤等地集中。而稳重的聂士成提出了一个更为稳妥的方案：撤军。他说：我军本奉命平韩乱，非与倭争雄也。倭乘间以水陆大队压韩，据险寻衅，蓄谋已久。又敌众我寡，地利人和皆落后著，与战，正堕彼术中。今匪乱已平，正可趁此接队内渡，免资口实。此老子不为人先之谋，亦兵家避实就虚之计。

从后来的局势发展看，聂士成果然是有先见之明。清军此时在朝鲜无论是海陆兵力都不占优势，撤退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日本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这个时间不顾英、俄可能干涉的危险悍然吞朝。清军的撤退可以避免授人以口实，扩大事端。可惜聂士成的意见没有被接受。清军统帅叶志超却提出了一个所谓“南北会师”之策，建议清军由北面出动南下，而叶志超率部北上以护商为名，以期南北会合。这本身是一个如空中楼阁一样的计划，清军此时调兵入朝鲜北部时间上赶不及，而叶志超也缺乏北进的路线。而李鸿章此时孜孜于英美的所谓“调停”，下令叶志超部“静守勿动”。于是清军在朝鲜牙山一带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7月14日，叶志超、聂士成等人接到了李鸿章的电报：“和议难成，已遣江自康带仁字营来助战守”，继而在24日，李鸿章又一次电告：“和议决裂，速备战守”。在此期间，袁世凯已经自仁川回国。26日，丰岛海战的消息传到牙山。日本驻朝混成旅团的前哨侦骑已经在牙山附近的振威一带活动。此时，叶志超又一次出现判断失误，他仓促间下令分兵三路，一路由聂士成在率领在成欢驿一带构筑防御工事，拦截日军。叶志超自己率军移驻公州为后援，而以500人驻守牙山。这一分兵决策是致命的，清军的兵力本不及日军，如要对抗，必须集中优势兵力，而叶志超却把原本微弱的兵力进一步分割，形成了更大的劣势。29日，日军分兵两路，右翼军在安城渡遭遇清军的伏击，仓促间陷入被动，但由于清军人数过少，日军后继部队加入战斗后，清军被迫撤退。左翼日军在得知右翼得手后，向成欢驿的聂士成清军阵地发起猛攻，以炮火优势压制了清军，聂士成率军突围，与叶志超会合后决定撤往平壤。8月下旬，叶、聂所率清军与平壤的左宝贵等部会合。

整个牙山的失败几乎与明末的萨尔浒之战如出一辙，同样是分兵，同样是寡不敌众，最终同样吞下了失败的苦果，一个王朝的末期大约都是同样的轮回吧。牙山的失败，一方面要归咎于清廷“战和不定”的犹豫状态，片面相信“调停”而未对到底是“增兵”还是“撤军”做出关键性的决断，而另一方面则在用人和排兵布阵的失误。这一失败使日军切断了中国向朝鲜西海岸运输的通道完全被切断，使日军能全力北上对抗平壤清军，可以说，牙山之败，埋伏下了清军在朝鲜失败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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