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都把黄巢定性为：唐朝末年为了反抗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带领无法生存的农民进行大起义的革命领袖，是带着耀眼光环的正面形象。事实果真如此吗?从黄巢的《不第后赋菊》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儒生在屡次科举不第之后，发出的杀气腾腾的誓言。若干年后，这个儒生实现了自己这个充满血腥味的誓言，真的做到了“我花开后百花杀”。于是，数百万人在他的屠刀下丧生，数十万人被他和他的部下用舂碾捣磨成肉酱而大快朵颐。这个曾经的儒生与贩私盐的头领，就是被如今的教科书描绘成唐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实际是吃人魔王的黄巢。

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黄巢响应王仙芝，成为唐末那场农民起义的发起人之一，并在王仙芝战死后，成为农民起义的领袖。这个从一介书生，到贩私盐头领，再到农民起义的领袖，最后成为食人魔王的人的变化，是一言难尽的。窃以为，暴民往往是因为暴政而产生的，如果能够吃饱穿暖，绝大多数人是不会去当那个把脑袋别在裤腰上的暴民的。但黄巢却是那个绝大多数人的例外。祖上三代以贩私盐为业的黄巢，家境殷实，吃得饱穿得暖。他之所以成为暴民，只是因为他想造反，想成为暴民，就像他当初的誓言一样，“我花开后百花杀”。这或许是他屡次名落孙山之后，对社会不满而产生的极端复仇心理，也或许是他后来不加选择地实施屠杀破坏的主要原因。历史规律证明，没有信仰的农民起义，往往在小有成就之后就走向衰落。秦末的陈胜如此;汉末的张角如此;明末的李自成如此;清末洪秀全也如此，黄巢当然也不能例外了。

起义之初，黄巢和他的义军可谓爱民如子，甚至因此获得“率土大将军”的美称，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他攻陷长安。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十二月五日下午，当黄巢前锋未受到任何抵抗，顺利进入长安城时，唐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文武官员数十人至灞上迎接浩浩荡荡的起义大军。义军将士皆披发，束以红绫，身穿锦袍，手执兵器，簇拥黄巢而行。而黄巢则乘坐黄金肩舆，威风凛凛地招摇过市。“甲骑如流，辎重塞涂，千里络绎不绝”。对唐末酷政已忍无可忍的长安市民夹道欢迎黄巢和他的起义军，黄巢们也被当时的气氛感动得涕泪纵横。黄巢的副将尚让一再告谕市民说：“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义军将士在街道上每遇到贫民，“往往施与之”，很有几分“黄巢来了不纳粮”的意思。以至民间甚至编出“正月十五挂红灯”，“端午时节插艾草”的故事来褒颂黄巢和他的起义军。

但是，从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十二月十二日，黄巢进入太清宫，并于翌日，在含元殿登上皇帝宝座，建国号“大齐”，建元为金统起，作为分界线，黄巢和他的起义军就此变质了。黄巢几乎全盘接收了唐末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封其妻为皇后，尚让、赵璋等为宰相，郑汉璋为御史中丞，皮日休为翰林学士，孟楷、盖洪等为尚书左、右仆射兼军容使。并下令：唐官三品以上全部停任，四品以下则官复原职。可见，大齐是由农民军文武官员与唐朝官员混合而成的一个政权机构。农民军憎恨官吏，对唐宗室、公卿士族实行严厉的镇压政策，“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唐宰相及左仆射、右仆射、太子少师等藏匿民间，被义军搜出后“皆杀之”，连投降黄巢的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因匿公卿于夹壁墙中，事发后亦被杀。黄巢这时露出了他“我花开后百花杀”血腥的峥嵘面目。他的起义军，则开始像强盗一样在长安街头杀人越货，抢男霸女。或许他们本来就是明火执仗，肆意妄为的强盗。在黄巢的统治下，老百姓连基本的农耕作业都已无法进行下去，相当一部分地区出现了“赤地千里”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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