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后，占领东三省的日本人更猖狂了，竟然在1931年10月初把军舰开进了长江。
     看到日本人在自己眼皮底下挑衅，蒋介石气炸了，当即命令淞沪军区长官严为防御，必要时与日本人干，他表示：“决心与倭一战” [1] ，命上海市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衅，我军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 [2]
     10月16日，蒋介石以陆海空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首都战备计划，密令警卫军军长顾祝同、卫戍司令谷正伦、军校教育长张治中、警察厅长吴恩豫“遵照准备实施，其构筑工事之程序，第一期专筑交通要道，城内者限本月20日完成，城外及镇江者限本月23日以前完成。”[3]
     一边是日本人进犯，一边是广东人对峙，蒋介石被弄得筋疲力尽，几近崩溃。
     11月初，“宁粤对峙”大半年后，蒋介石终因日本问题与粤方达成和平协议：
     “此次日本对我国并未宣战，乃系用强盗明火打劫办法，侵略我国领土主权，故即使我国对之极力抵抗，亦不必用宣战方式。此次日本暴行，乃绝对无理，我国有要求国联及非战公约各国主张公道裁制日本之权利，故外间团体有所谓退出国联之主张，乃系一时愤激之谈，宜设法劝止之;如果日军来攻，应该抵抗，用武力来对付它，不要不抵抗。” [4]
     12月6日，南京政府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5] 的对日方针。蒋介石也提出了“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关关头，绝不轻言牺牲” [6] ，对内则以安内攘外为基本方针，在策略上，争取准备时间，充实抗战国力。

     没想到几天后，蒋介石就被迫第二次下野了。
     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就象渡了一个小长假，在1932年1月25日再次回到南京。
     蒋介石再上岗的凳子还没有坐热，更头痛的事情又来了，日军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对日本人的狂妄，他在日记中写道：
     “昨日对上海日领要求已承认，彼亦满足，傍晚表示撤兵。及至午夜，彼海军司令忽提要我方让出闸北，乃即冲突。及至今晚，战事未息。” [7]
     日本人以为蒋介石也是另一个张学良!
     对日军的无理，蒋介石当即表示：“决心迁移政府于洛阳，与之决战。否则，随时受其威胁，必作城下之盟。” [8]
     1932年1月30日，蒋介石制订了京沪防卫计划“十九路军全力守上海，前警卫军全力守南京” [9] ，“命令谷正伦兼南京警备司令，贺国光为副司令兼参谋长，所有第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军官学校附以属部队及南京附近航空、宪兵、警察、要塞等部，统归其指挥，并即当日成立，明日就职。” [10] 。
     2月4日，蒋又亲自划定全国防区，以军事委员会名义通电全国。 [11]
     一切准备妥当，可就抵抗日本的方式上，蒋介石十分慎重，他要求不予以日军扩大战端的口实，对何应钦、陈铭枢重申“沪事和缓，勿使扩大，以保国家元气”的主张。 [12]
     在孙科、冯玉祥等人主张全面抵抗还击时，蒋介石指责他们：“内外联合，反对中央，且主张电令处处挑衅，与日军舰战斗，是义和团救国办法，可叹。”[13]
     蒋介石在日本多年，日本人有多少能耐自然清楚，他知道中国军队当下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十九路军之所以能暂时挫败日军的进攻，是日军的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闻沪战事，倭寇攻击甚烈，我方尚能支持，而世人不测，以为真正胜利。其实，倭之海军陆战队在陆上与我军作战，其技自穷，而非我军之战斗力胜过倭。”[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