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国际舞台

就在中国组建海军之时，甲午海战埋下的祸根——钓鱼岛问题凸显了出来。二战中，中国牵制了日军绝大部分主力，为同盟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付出了惨痛代价。1943年，《开罗宣言》确认，“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因为当年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第二条所割让“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所以日本应该归还钓鱼岛。

然而，1951年9月4日，美国单方面邀请了除中国以外的52个战争相关国，在旧金山举行“对日和会”，签订了非法的《旧金山和约》，将琉球列岛等交给联合国托管。9月1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宣布，旧金山“对日和会”是一个片面的会议，中国政府不承认《旧金山和约》。但美国一意孤行，并于1953年在划定琉球列岛的版图时，擅自将中国的钓鱼岛划入琉球列岛，也交给联合国托管。

尽管钓鱼岛问题悬而未决，但中日关系进入了“民间先行”的回暖期。周恩来从维护世界和平和保障国内发展的大局出发，在1954年力促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接受日方邀请，前往东京访问。他对代表团成员说：“只要到达东京就是胜利。”他的远见，为日后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中国也没有屈服。周恩来在1954年的日内瓦五大国（中、苏、法、英、美）外长会议上，对美国干涉朝鲜、台湾等地区的行为提出了严正抗议：“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美国在亚洲推行的侵略政策，是造成亚洲局势紧张和不安的根源……侵略行动应该被制止，亚洲的和平应该得到保证，亚洲各国的独立和主权应该得到尊重，亚洲人民的民族权利和自由应该得到保障，对亚洲各国内政的干涉应立刻停止，在亚洲各国的外国军事基地应该撤出，驻在亚洲各国的外国军队应该撤退……我们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和维护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国家制度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同时，我们也要求其他国家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

日内瓦会议是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召开的一次重大国际会议，参与的除了五大国，还有与朝鲜问题、印度支那问题相关的多个国家。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的第一个大型国际会议。会上，周恩来真诚、坦率、机智，让世界各国首次感受到一个崭新大国的气质。周恩来的立场，赢得了许多与会国家的认同和国际舆论的好评，使得美国顽固孤立中国的立场暴露无遗。当时，美国《商业周刊》评论道，美国“企图把中国无限期排斥在世界外交舞台之外的幻想已被日内瓦会议所粉碎”。

站在甲午年的历史坐标上看，日内瓦会议的意义在于：60年前的甲午年，中国是战败国，任由列强瓜分，清政府失去了朝鲜和其他亚洲藩属国；而到了1954年，中国是战胜国，能够对国际会议施加影响，使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得到和平解决。

但这次会议没有触及钓鱼岛问题。1972年，美国把琉球列岛的行政权（并非主权）交给日本，其中包括钓鱼岛，这造成了日本在此后中日争端中占据优势，而美国又可随时介入的局面。中国政府至今未承认这一行动的合法性。

第一部宪法问世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回国投入另一件大事：协助毛泽东筹备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毫无疑问，1894年甲午海战失败的根源，是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在1954年，毛泽东等人考虑的，正是如何从制度上保证国家的生机和活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为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并且，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要承担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新宪法。1954年6月11日，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总结说：“宪法的起草，前后差不多7个月。第一稿是在去年11、12月间，第二稿是在西湖，花了两个月时间。第三稿是在北京，到现在又修改多次。每一稿本身都有许多修改，在西湖期间的稿子，就有七八次修改。前后算起来，恐怕有一二十个稿子了。”“总之，是反复研究，不厌其详。”

1954年9月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如期举行，会议对宪法草案进行表决。出席当天会议的代表1141人，表决结果为：投票数1141张，同意1141张。结果一经宣读，全场欢腾，掌声持续了5分钟之久，庆祝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

与宪法一同起航的，还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这是新中国领导人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中国社会开始向前大步迈进。2年后，中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3年后，“一五”计划各项经济指标提前完成，国民收入总额增长53％，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增长23％……从这个甲午年开始，中国展现出生机勃勃、万象更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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