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12月29日和30日，俄罗斯英雄城市伏尔加格勒(原“斯大林格勒”)接连发生爆炸袭击。目前已造成了至少25人死亡。恐怖袭击事件又一次把公众的焦点转移到车臣问题上来。车臣问题的恶化固然有“极端民族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影子，但是苏联一些俄罗斯高官也难辞其咎。
     一、软弱的戈尔巴乔夫
     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没有认识到苏联民族问题的严重性。直到1988年，戈尔巴乔夫还认为苏联不存在严重的民族问题。然而，戈尔巴乔夫实在是不走运，他正好遇到了二十世纪全球民族主义思潮剧烈泛滥的洪水。由于苏联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没有什么经验可遵循，故当时的苏共主要领导人对突然凸显的民族问题缺乏必要的准备，先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而等到局面失控，又惊慌失措、进退失据、朝令夕改、顾此失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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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提倡“民主化”和“公开性”，原意是打破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时期一潭死水的局面，激发人民的创造性和参政热情，以求摆脱“停滞”的困境。然而，他万万没有料到，他急躁冒进的“民主化”被民族主义势力利用，把自己首先打扮成“民主派”，并与俄罗斯内部的“民主派”彼此呼应，先后夺取了地方政权;而其一蹴而就的“公开性”则成为揭开历史伤疤、加深民族仇恨的利器。而苏共主要领导和苏联人民，显然没有分清楚人民正当的民主诉求与民族分离主义的区别，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对民族主义予以镇压。戈尔巴乔夫既然自己启动了“民主化”，就不想再成为“改革的扼杀者”，因此在地方分离问题上处处被动，试图靠“说服”“威胁”来压制野心家们对最高权力的渴望。而对于铁了心要靠分裂国家达到掌权目的、又有本族群众狂热支持的民族分裂分子来说，“说服”不啻于一种鼓励。
     1996年5月28日，叶利钦在车臣首府格罗兹尼接见俄罗斯特种部队士兵
     二、政治上鼓励车臣独立的叶利钦
     尽管1994年出兵车臣的命令是叶利钦下达的，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叶利钦在造就车臣问题上的政治责任。早在苏联解体之前的1990年，叶利钦等“激进民主派”为了通过架空联盟中央争权，就鼓噪着通过了《俄罗斯联邦主权宣言》，强调俄罗斯联邦的法律高于苏联法律，有权决定自己的国家制度。俗话说“上行下效”，其他加盟共和国和一些更低层次的自治共和国也纷纷如法炮制，通过了类似的主权宣言或独立宣言，导致了分离主义在全苏联境内的泛滥。车臣分裂主义势力，就是在这一恶浪中开始分裂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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