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在与联盟中央--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对抗中获取地方的支持，叶利钦还大慷国家之慨。1990年8月，叶利钦刚刚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来到俄罗斯联邦的鞑靼斯坦自治共和国视察。在那里，他发表演说，鼓励鞑靼斯坦“尽可能地争取独立”。这实际上是想通过地方领导人的手暗中破坏戈尔巴乔夫为缔结新的联盟条约所做出的努力。叶利钦还曾经公开煽动说：“地方能吃下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主权!”权力对人的诱惑当然是巨大的，那些自治共和国的总统、自治州的州长们，有几个不想吃下尽可能多的主权，过一回货真价实的“总统”瘾呢?在叶利钦的鼓舞下，以车臣-印古什、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等共和国为急先锋，多数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开始向中央要主权。杜达耶夫之所以宣布车臣拥有“完全主权和独立”，恰恰是叶利钦煽动的结果。
1991年“819”政变期间，由于杜达耶夫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也得到了叶利钦的赞赏，甚至肉麻地吹捧杜达耶夫为“大山里的叶利钦”。现在看来，这个评论倒是恰如其分，因为在分裂国家方面，无论是克里姆林宫里的叶利钦，还是“大山里的叶利钦”，实在是难分彼此。不但如此，后来的车臣匪徒首领、血债累累的巴萨耶夫，当时也是叶利钦所谓的“白宫保卫者”之一。叶利钦为了对抗戈尔巴乔夫、瓦解联盟中央并攫取最高权力，不惜与魔鬼结盟，请来了民族分离主义这个瘟神。不过，请神容易送神难，地方分离主义一旦来到人间，不饱食人民的鲜血它是不肯轻易离开的。
此外，在叶利钦主政俄罗斯之后，也失去了两次镇压车臣独立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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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1991年车臣事变初期，那个时候杜达耶夫尚未掌握强大的武装力量。然而，“从车臣事变一开始，叶利钦就表现出一种奇怪的消极立场……在最紧要关头的那些日子里，他根本好象失踪了。要么就是去休假了，打电话也找不到他;要么是一连几天躺在医院里等待要做的手术。”就这样，等待着下命令制止事态扩大的克格勃部队，因为找不到总统先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杜达耶夫分子抢夺权力，却束手无策。
第二次机会是在杜达耶夫当选总统前后，他写信提出了与叶利钦见面谈判的要求。按理说，自诩为“平民主义”者的叶利钦应该完全应该可以“屈尊”见见这个小民族的领袖，谈谈大家的将来。可是叶利钦没有这样做，他正在为苏联这口棺材钉上最后一颗钉子忙得不亦乐乎。叶利钦派强硬、缺乏技巧的副总统鲁茨科伊到了一趟车臣，跟杜达耶夫见了一面。回来后，鲁茨科伊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公开说：车臣简直就是匪盗泛滥。其实鲁茨科伊的话大概是接近实情的，但这个时候在苏维埃会议上说出这样侮辱人的话来，确实是没有脑子。杜达耶夫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他的回答就是宣布动员令。而来自莫斯科的反应是实施一个月的紧急状态，杜达耶夫必须放下武器，解散刑事犯们组成的非法武装组织。但杜达耶夫根本就没有打算服从这个命令;忙于到别洛韦日去参加苏联葬礼的叶利钦也没有打算认真执行这个命令;而参与执行任务的军人们也没有认真对待这个命令，因为一旦出现流血事件，政客们总是拿军人开刀问罪。莫斯科严厉的言辞激怒了车臣人，而软弱的手腕却大大鼓舞了杜达耶夫分子的士气，又一次机会白白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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