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义和团运动与普通民众的努力

前二者都是“以敌为师”，但全都没有成功，不是不堪一击，就是被迫中断，而晚清更加内外交困。于是，广大普通民众打出了“灭洋”的旗号，这可以说给几近绝望的晚清政府打了一剂兴奋剂，慈禧太后连忙宣诏，试图借此驱逐外国势力。历史没有给机会主义的慈禧太后任何机会;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慈禧太后宣布严惩义和团以及支持义和团的官员，甚至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友邦)之欢心”。从此以后，以大清国为主体的向西方学习的救国道路走到尽头——尽管以后还有一次所谓的“新政”，但那也只是“戊戌变法”在某种意义上的重演。这三次努力尽管都是为了“救亡图存”，但不论哪一种努力都受到统治阶级内部势力的阻挠，总是某一特定阶层的独角戏。如果说前二者是在承认西方是“老师”的前提下展开的话，那么第三次就是完全地将西方放到了“敌人”的位置上去了，而结果却几乎是“国破家亡”。

三、晚清外交的无出路：从“敌人”到“友邦”的错位

以上三次“救国救民运动”都与慈禧太后有着密切的联系，她的政治手腕称不上高明，但是在那个封建专制时代却足以影响整个中国。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在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友邦)之欢心”的国策下，晚清彻底丧失外交主权，沦为列强的傀儡。“清政府掌握实权的西太后及其追随者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势力之下，只图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帝国主义者的苛求无一不有求必应。他们从盲目的排外变为完全投降，实际上成为各国特权的代理人”。

她的终极目标是维护晚清统治，更确切地说是维护她自己的统治地位，国与民并非她的首要考虑。在这样的动机下，原本“敌人”成了“友邦”，在外交上便放弃了防御与抗争。于是，无法解决“我的老师正是我的敌人”这一困境的“学生”，为了“一劳永逸”地挣脱了解决这样的困境，一厢情愿地让“老师”成为“朋友”，其后果就是国不国。在这样的根本目标的指引下，慈禧太后的外交政策注定要失败，再天才的外交官，再高超的外交手段，也只是离“救国救民”的目标越来越远而已。

四、结论

杨公素先生在分析旧中国外交的悲剧与教训时指出：作为列强势力范围分割下的半殖民地，“历届政府都是仰外国的鼻息谋求维护自己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独立自主的外交”，即所谓的“弱国无外交”。没有强盛的国家实力作后盾，纵有天才的外交人才，也不可能获得良好的外交结果;更何况在整个晚清时代中，并没有真正存在一个世界意义的“天才外交家”——李鸿章、张之洞等等虽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与眼光，但是都无法用真正的世界性的眼光审视他们的外交活动，因此也就不可能有明确的外交导向。而“我的老师是我的敌人”的逻辑困境足以使整个外交活动受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处理“老师”或“敌人”的定位不但决定了晚清外交的走向，也决定了其对内的大政方针。正是因为无法走出这一困境，晚清无法动员起整个社会的全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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