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不善于与主帅沟通、以开诚布公取得理解和支持，牢骚满腹，口出怨言，不平之气溢于言表，缺乏组织纪律观念。魏延与诸葛丞相在军事战略上有分歧,但他不是主动与诸葛亮沟通，推心置腹地阐述自己战略方案的理由和优势，用道理说服领导，谋求谅解与和好，或是保留意见，服从大局，等待机会，让时间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而是无原则地滥发牢骚、背后嘲笑和不负责任地诋毁，难怪会招致诸葛亮对其动机和人品的猜疑。

二是不善于处理与同僚之间的关系和维护内部团结，孤高自傲、争强好胜、妄自尊大，缺少团队精神。魏延和陈式二人因不听诸葛号令大败而回时，孔明曰：“是谁失陷了军来?”延曰：“陈式不听号令，潜入谷口，以此大败。”式曰：“此事魏延教我行来。”二人互相抱怨、互相指责，没有一点勇担责任的精神，往日的情谊无影无踪。有功相争、有过相推，哪里还有同僚之谊，怎能不让人对其人品产生质疑?又怎能获得大家的拥护和信任?所以尽管魏延在战场上叱咤风云、所向披摩，在蜀国、在军中却很难找到志同道合之人。

三是不善于维护自己的形象，说话不注意分寸、做事不讲究策略，患得患失、诿过饰非、刚愎自用，难以在群众中树立威信。“自功高，常有布平之心，口出怨言”(董允语)

四是不能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恣意妄为，私心太重，终致众叛亲离、留下千古遗恨。诸葛亮死后，蜀国上下本应精诚团结、同舟共济，而魏延却因对诸葛临死安排杨仪统军不满，公然违抗遗命，导致丞相尸骨未寒，蜀国内部先起内讧。

魏延的所作所为令诸葛亮对其人品产生了疑虑，担心自己身后无人能够约束，况魏延与同僚间的不和谐关系、众人对魏延为人的不满更使他深知魏延不得人心，怎会轻易将大权交与这样一位责任心不强、恃才傲物、率性任为、口无遮拦、不能容人的人。所以，魏延悲剧的深层次原因是他自私狭隘、随性妄为的性格，正是他亲手扼杀了自己超群的才干和能力。不能只要求环境适合自己，自己也要主动适应环境。否则，魏延似的悲剧还会在今天一遍遍重演。

不过，我们还应该看到，对于魏延善始而不能善终的悲剧，身为统帅的诸葛亮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首先，诸葛亮对魏延的使用确实不像刘备那么放得开手。刘备在世时，虽然手下良将众多，却一直把魏延视为特达卓异之才，委以方面之任，让他长期镇守汉中，屏障益州，可谓用之不疑。而诸葛亮呢，尽管北伐时良将寥寥，可与魏延颉颃者几乎没有，但他对魏延总是不那么放心，既不认真考虑魏延的重要建议，也不愿让魏延分兵而进。这种颇有保留的用人态度，自然要使心高气傲的魏延感到不快，不能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可悲的是，诸葛亮与魏延并无私怨，他的忠诚勤谨、光明磊落、严于律己、赏罚公平，都是举世公认的；他也比较注意选贤任能，培养了一些人才。但是，可能正是由于他律己甚严吧，他在衡量和使用人才时，不知不觉地比较偏爱那些稳重温驯、谨言慎行的人；而对那种颇有才干而锋芒毕露的人，对那种优点突出缺点也明显的人，对那种好提意见时有牢骚的人，总是不那么喜欢，往往不能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长处，对魏延就是如此。对于最高统帅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片面性，也是诸葛亮不及刘备之处。

其次，在处理魏延与杨仪的矛盾问题上，诸葛亮虽然“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三国志·蜀书·杨仪传》），却一直未能采取妥善措施，眼看着二人由日常意气之争发展到尖锐对立，“有如水火”的地步。尽管他在主观上“不忍有所偏废”，但由于魏延常在前锋迎敌，而杨仪一直在身边办事，对二人倚重的程度实际上还是有所不同。特别是在他临终之时，如果把魏、杨二人叫到一起，晓之以大义，托之以后事，二人的矛盾即使不能涣然冰释，至少也可以暂时缓和一下。遗憾的是，诸葛亮仅仅把杨仪、费祎、姜维等人找来安排后事，却把魏延排除在外，只是留给他一个“断后”的命令。既然魏延身为第一号大将，这样做显然是不大妥当的。魏、杨矛盾的激化，不能不说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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