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在最残暴的日子里，仍有人性的光辉。

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陷落，日军分兵三路向南京疾进，美办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杭立武和该校美籍教师贝茨、史密斯、米尔斯等人沟通，提议设立安全区，作为一个非军事化的中立机构，为难民提供庇护。为保护广大市民和无家可归的难民，南京市政府和卫戍军司令部接受了这个建议。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后，主席由德国人拉贝(德国西门子公司驻京代表)担当，安全区东以中山路为界，南以汉中路为界，西以西康路为界，北以山西路及以北地带为界，相当于整个南京城面积的1/8。安全区里设有五台山小学、交通部大楼、最高法院、金陵大学、华侨招待所、司法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25处难民所，及各国使馆。

委员会由包括拉贝在内的15名外国人和1名中国人(杭立武后随政府西迁)组成。南京陷落前，走了一批人，最后仍坚持留守南京的有：拉贝(德国人，西门子公司)、马吉(美国人，美国圣公会)、贝茨(美国人，金陵大学)、史密斯(美国人，金陵大学)、米尔斯(美国人，美国北方长老会)、特里默(美国人，鼓楼医院)、李格斯(美国人，金陵大学)、费奇(美国人，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等人。

(图为拉贝，返回德国后因四处演讲揭露日军在南京的罪行而被捕，战后又因其纳粹的身份受到审判，被投入监狱，最终于1950年因糖尿病去世。)

南京陷落当天，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也宣告成立，马吉为主席，委员有金陵神学院牧师麦卡伦、德国礼和洋行职员克勒格尔、鼓楼医院外科医生威尔逊、牧师福斯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导处主任(代校长)魏特琳等人。

安全区需要得到交战双方的承认。中国方面已经承认，并拆除了安全区内的防御工事;但国际委员会却始终没有得到日本方面的答复，而这是事情的关键。拉贝有些忐忑。不过，他还是很乐观的，甚至想等日军进城后再跟他们协商，他们认为这一切最终都不是什么问题。

拉贝曾接纳一队正在撤退的中国士兵，在他的力劝下，那队士兵放下武器进入了安全区。还有费奇，在他的坚持下，有4名不愿放下武器的来自广东的士兵交出了武器。当时，拉贝和费奇给他们的承诺是：保证其人身安全。但后来的情况让二人悔恨万分：没过多久，最高法院难民所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平民大约1300人全部被日军带走屠杀。

拉贝终于意识到事情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费奇则痛苦地写道：

现在一切很清楚，他们(日军)将要做什么。这些人(中国战俘和平民)排列成行，都被绳索捆绑，约一百人一组，由手持刺刀的日本兵监视;戴帽子的人，帽子被粗暴地扯下扔在地上，凭借汽车前灯的亮光，我们看见他们正走向死亡。整个队伍不闻一声，我们心情沉重。那四个跋山涉水来自广东、昨天勉强把武器交给我的士兵也在其中吗?还有那个来自北方、满身绷带的中士，那个在决定自己命运时用浑浊的眼光盯着我看的人也在里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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