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李宗仁的大胆求婚，还有我如此轻易地接受了他的请求，整个过程都是懵懵懂懂的。当时，我之所以会当场应允了李宗仁，一是出于对他的好感，第二恐怕就是听他说此事已经惊动了党中央和周总理，既然周总理都没有意见，那就表明他也是全力支持李宗仁的，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事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李宗仁在第一次见到我后，就很喜欢我，经过第二次接触之后，他已决定想方设法娶到我。对于李宗仁的婚事，周总理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一直都很关心。最早，李宗仁是想以找一个保健秘书的理由来引出他真正的目的的。周总理接到报告后很慎重，认为这样做不太妥当，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毕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如果这样做了，传出去影响不好，所以，周总理经过再三考虑，不同意这么做，但他心里很明白李宗仁的真实意图，于是，就干脆挑明话题，成全李宗仁，他曾对李宗仁当面说道，咱们不必雇请什么私人女秘书，如果李先生真的喜欢这位胡女士的话，你们可以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履行正式的结婚手续嘛!我国的婚姻法没有男女双方年龄差异上的限制，只要符合婚姻法就可以结婚。有了周总理的理解和支持，李宗仁这才敢鼓足勇气当面向我求婚。

人逢喜事精神爽

1966年7月26日，一场特殊的婚礼在北京市东城区“西总布胡同5号”李公馆里隆重而热烈地举行。当年27岁的我和已经76岁的李宗仁将军正式挽起了手，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当时，我和李宗仁都沉浸在无比的欢乐和幸福当中。我自信自己一定会和李宗仁这个可爱的老头儿在一起配合好的，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其他方面。

当天的婚礼虽然没有像报界所渲染的那样有多么隆重的场面，但整个过程还是很热烈欢快的。因为前来出席婚礼的嘉宾和前来祝贺的人士，都是经过李宗仁亲自列出，并经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一一审定的，所以，前来参加婚礼的人都是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和身份，或者说都与李宗仁私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婚礼的与众不同之处。

在婚礼的前一天，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高富有副局长还为李宗仁和我颁发了结婚证书，并亲自把结婚证书送到我的手里，我看见证书上写有北京东城区区长戴庆元的签字和民政局盖的公章。由于婚礼就定在早已经整修一新的李公馆举行，许多事情都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出面来办理，也不需要购置什么嫁妆、家具什么的，李公馆都有，其他的装饰呀、婚宴呀、人员服务等，都是公家来办，我根本就不怎么操心，只是一向爱讲究的李宗仁请来上海师傅专门为我量身定做了两套西装，说新娘子就应该穿着漂亮些。结婚当天，程思远夫妇、黄琪翔夫妇、邵力子特订了三个大花篮，提前送来，装点在大客厅里，特别鲜艳，也十分显眼。刘仲容、黄绍、刘斐、余心清等十几个李宗仁的旧时好友都前来祝贺。

我们的婚宴很快就开始了。因为李宗仁是南方人，所以他一直喜欢吃广东菜，为此，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还专门为他请来了北京华侨饭店的名厨掌勺，大师傅烧得一手正宗的粤菜，真是又好看又好吃，可以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佳肴了。这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胃口也大开啊!酒宴办得十分丰盛，大家吃得也很开心。客人们一边向李宗仁和我不断地祝贺新婚之喜，一面饮酒叙旧，气氛热烈，每一个细节都让我感觉温馨无比。这一天的婚礼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后来在自己遇到更大的挫折和打击的时候，我就会仔细回忆我和李宗仁的婚礼场面，以此来安慰自己要勇敢地面对现实，坚强地活下去。

当天的婚礼一直持续到了晚上九点多钟，客人们才尽兴地陆续告辞。大家主要是考虑到李宗仁的身体，也就没有像年轻人结婚那样还要闹洞房了。我笑着一一与来宾们握手告别，在送走最后一个客人时，我这才感到自己很疲倦。我想此时的李宗仁肯定很困乏，就赶忙回到客厅。想不到李宗仁还处在极度的亢奋当中，他一见我走过来，就很高兴地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他今天因为多喝了两杯酒，一点也不困，他还说自从郭德洁走了以后，我们家已经好久没有像这样热闹过了。接着，我就扶着李宗仁一道来到楼上的卧室里，这也就是我们的新房。

走进卧室，我的心里充满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我脱下西装，换上—件白色的睡袍。这时，李宗仁坐在一旁，轻声地对我说，以后我就叫你“若梅”吧，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我也礼貌地回敬道，那我称呼你“德公”吧。

洞房花烛之夜，我向李宗仁直抒胸臆：“德公，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我很敬佩你。我愿意嫁给你，是真心诚意的，不带任何私心杂念。我不图你的财产，只要你能安度晚年，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尽管人们称我们的婚姻是‘梨花伴海棠’，或者说是带有荒诞色彩的‘老少配’，但我不在乎这些，我们在一起生活，有你对我好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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