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氏还试图通过进呈《日本变政考》，向光绪灌输卖疆土搞变法的理念

康氏不但有卖边疆之地如西藏来搞变法的打算，而且还曾付诸实践，致力于将这一想法灌输给光绪皇帝。

在其《上清帝第六书》中，康氏回答“改变之始，需款甚繁”这一问题时，提供了两种解决方案。一是滥发纸币：“日人以纸币行之，真银仅二千万，而用值二亿五万(千)万，盖得管子轻重之法焉。吾若大变法度，上下相亲，亦可行之”;二是以铁路、矿产为抵押大借外债：“否则大借洋款数万万，派熟习美国之人，与借商款，酌以铁路、矿产业与之，当可必得”——这两种方案，前者反映了康氏对近代金融知识如准备金制度等毫无了解，纯属皮毛之论，倘如其所言，滥发纸币，必将招致严重的经济危机;后者则是康氏受了容闳的欺骗，容氏声称其与美国政、商两界有密切关系，能筹到巨款，但直到变法结束，容氏亦未筹得分文。《上清帝第六书》中虽未提到用出卖疆土的方式来筹钱，但康氏在该上书中特意向皇帝推荐了自己的两本变法著作《日本变政考》和《大彼得变政记》，且希望皇帝能够仔细阅读这两本书。而在《日本变政考》中，康氏则明确表达了其卖边疆之地以为新政筹款的意见：

“(明治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日本)颁千岛、桦太交换条约，割桦太及其地营房于俄，以千岛为边邑。臣有为谨案，桦太之割，乃卖地也。其地远而边俄，日人度不能自保，故卖与俄，得其金钱以为兴内利之计。俄前数年亦卖此美洲数千里之地于美国，以其所卖地之金钱数万万筑铁路、兴学校、购铁舰、增海军。盖西人之于国，其内地要隘必宜争必宜守者，虽尺壤而必争，如英、日(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之争直布罗陀峡，虽费重兵，糜巨饷，几亡国而分毫不相让。盖如我之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之地，险要者也。其边远之荒地不毛，以虚名悬属、不关国本者，则去留不足计，且以易金钱而兴内利。且亦恐既名为属地，一有边事，不救则不可，救之道远莫及，则连兵之后，终必割以与人，故不如早易金钱而修内政，大政可以备举，又不必搜刮民财，此诚善之善也。”

康有为

康、谭此论，乃“无知者无畏”之典型

且不论卖疆土搞变法对不对，康、谭其实根本不懂如何卖疆土

康、谭卖疆土搞变法的想法，究竟是否正确，或者说，究竟是否能够被今人所同情与理解，自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譬如即有学者如此为谭嗣同辩护：“割地给英、俄，以求得其帮助的想法，并非谭嗣同所独有，张之洞当时亦有此建议，他在致总署的电报中，提议‘威、旅乃北洋门户，台湾乃南洋咽喉。今朝廷既肯割此两处与倭，何不即以此与倭者转而赂英、俄乎?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转败为胜。惟有恳请饬总署及出使大臣与俄国商定密约，如有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若英肯助我，酌量割分西域之后藏一带地让与若干’。”张之洞这一建议，见载于《光绪朝东华录》，确非虚言。然张之洞此论，与康、谭之卖疆土搞变法，尚有较大区别，张氏并不认为新疆、西藏对中国没有价值，其所欲割让，亦止“数城”，其所欲收获，则系“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如此，即不必向日本割让威、旅、台湾，“所失不及其半”，且可对日转败为胜。个中逻辑，与康、谭实在大有不同。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康、谭其实根本不懂国家间买卖疆土是怎么回事。在《日本变政考》里，康氏举了库页岛(日人称桦太岛)划俄和阿拉斯加售美两个例子，来证明其卖疆土搞变法的理念是正确的。但实际上，日俄《桦太千岛交换条约》并非如康氏所言，是日本政府在“卖地”，而是日俄两国的一次边界勘定。按1855年《日俄和亲通好条约》规定：“今后日本国和俄罗斯国的疆界应在择捉岛和得抚岛之间。择捉全岛属于日本，得抚全岛及其以北的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至于桦太岛，日本国和俄罗斯国之间不分界，维持以往之惯例。”此后，日、俄两国在未分界的“桦太岛”上闹出许多纠纷，这才有了1875年的《桦太千岛交换条约》，新条约规定：日方把对桦太全岛的权利让给俄方，俄方则把千岛群岛18岛让给日本。此事性质乃是勘界，绝非康氏所谓的“日人度不能自保，故卖与俄，得其金钱以为兴内利之计”。至于出售阿拉斯加，其原因至为复杂，关系到沙俄整个殖民战略方向的转移，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卖钱来搞内政。其所得，亦非如康氏所说，卖了“金钱数万万”(仅卖了720万美元)，更没有拿来“筑铁路、兴学校、购铁舰、增海军”。康氏在进呈给光绪的著作里，如此扭曲史实，或是其本就一知半解，或是刻意曲解以引诱光绪赞同卖疆土搞变法——考虑到康氏毕生为学，如梁启超所言，常好博求异，为证成己论，不惜抹煞事实，曲解证据，恐后者之可能性更大。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