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谭氏宣称，将新疆卖给俄国、西藏卖给英国，“二国不烦兵力，骤获大土，亦必乐从”，以卖价低廉为诱饵，再请两国“保护中国十年”，“尤必乐从”。纵观近代历次中英条约，其贸易需求远大于领土需求，谭氏认为可以毫无阻力地与列强完成疆土交易，恐怕是过于乐观和自信了;至于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又不让其武力真正控制中国，英、俄是否答应，尚是未知之数;即便答应，保护国派遣武装力量进入被保护国，即属名正言顺，谭氏是否有策略保证不让英、俄武力真正控制中国?再者，国人数千年习惯了宗主国的心理优势，骤然使其降格为被保护国国民，国人能否答应，实在也很成问题。

究其原因，或许与谭氏浓厚的排满立场，及康氏天马行空无知无畏的性格有关

谭嗣同之欲卖蒙、藏、疆、满，或与其反满思想有关。谭氏师从欧阳中鹄，欧阳中鹄之孙欧阳予倩搜集家藏谭氏书信，于1940年代编成《谭嗣同书简》一书。在该书序言中，欧阳予倩披露：“在他(谭嗣同)的著作中，他对清政府不满的议论颇不显明，他给我祖父的信里却公然说满人视中国为傥来之物，无所爱惜。可见他骨子里的主张跟保皇的主张不同。他对于利用光绪行新政，不过认为是一时的手段。还有一事为证，就是他曾经秘密把《大义觉迷录》、《铁函心史》一类的书介绍给我父亲读。”《大义觉迷录》、《铁函心史》二书，乃反清复明人士必备“理论书籍”，谭嗣同之反清立场，至为明显。事实上，戊戌之前，谭氏在湖南组织南学会，还曾被康党内定为“湖南自立”后新政权的“伯里玺天德”(即President，总统之意)。其近似“反清复明”的政治立场，或许是其认为蒙、藏、疆、满可卖的一个重要缘故。

至于康氏，其欲卖疆土搞变法，且勇于付诸实施，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他在戊戌年的另一惊世骇俗的计划：中日合邦。康氏在其自编年谱《我史》中说：戊戌年四月，“时与日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以大会于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康氏还替御史宋伯鲁起草奏折，劝光绪帝速速就“合邦”问题展开行动，奏折说：“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并出示分割图。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 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以保乂我宗社。”换言之，所谓“合邦”就是：1、“四国”合为“一邦”;2、四国既有政府作废，另起炉灶，自四国中选出百人，组成新“邦”的新政府;3、新政府拥有管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的大权。以此等视天下事太易、常一知半解又无知者无畏、无事不敢做的性格，倡议出卖疆土来搞变法，实在不足为奇。

参考资料：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谭嗣同集》，岳麓书社2012;欧阳予倩(编)：《谭嗣同书简》，文化供应社1948;等。

改革乃天下至重至要之事，当交付经验、学识俱佳之职业官僚来设计推动，如古之王安石、张居正，即可视作老于宦海之职业官僚(其变法虽损毁民生，然终能达成朝廷敛财之初衷)。以卖疆土搞变法一事管窥康、谭二人，前者实系一“民间政治家”，后者则属“异政见者”。戊戌年一败涂地，不亦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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