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袁林,1913年出身于井冈山下的永新县长富乡袁家村。1928年参加少先队,之后任交通员和赤卫队员。1930年参加红军,任司号员。1931年,作为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参加了大会。长征开始后在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工作,历任破坏干事、破坏科长。
抗日战争中,在红军第27军政治部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部部长,后任团政委、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警备第1团营教导员,先后在延安军政学院、延安医科大学、延安军事学院、中央党校学习和任职。新四军营教导员、团政委。中原突围后,冒充国民党逃兵逃回老家江西永新。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永新县武装大队副大队长,吉安县县长等职。1959年奉命组建井冈山管理局机构,并任中共井冈山党委第二书记兼管理局长,后任书记。期间先后接待了朱德、毛泽东重返井冈山。
采写时间:2004年5月
从南昌出发时,听说有一位曾接待过毛泽东和朱德的长征红军袁林,记者就一直在多方寻找他的下落。没想到,在吉安市无意中打听到了他的下落原来,老人现在住在吉安的儿子家里。
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在吉安市干休所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顺利地在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找到了袁林。
91岁的袁林耳朵背得很厉害,一口永新话也非常难懂,但是当他听懂我们是为纪念中央红军长征出发70周年而来寻访健在老红军后,显得非常激动,在他妻子的耐心帮助下,我们的采访艰难地展开了。
3发炮弹几乎同时在袁林身边炸开,气浪把他高高抛起
1930年4月,还差半年才满17岁的袁林参加了红军,在红20军当战士。营里缺少号兵,就选了袁林等3个年纪小的战士学习吹号。
“那阵儿,做梦都想拿枪上战场,一听说当卫生兵、炊事兵,满肚子不高兴。”直到今天,袁林还记得最初成为号兵时那种不满。
唯一令袁林欣慰的是,营长给他弄了顶军帽,军帽上的红五星是红布剪裁而成的那是唯一能体现他是红军的标志。
第一次战斗,袁林不仅没能吹响军号,还犯了个错误。
一开战,暴雨般的子弹呼啸着,打在他前后左右的稻田里,直冒水泡。袁林觉得每一颗子弹都是冲自己而来的。3小时以后,红军战士冲到山顶铁丝网前,敌人蜂拥而出,双方开展肉搏战。红军战士敌众我寡全部阵亡。
战争如此惨烈,袁林看呆了,不仅没吹军号,甚至没有听到撤退的命令。结果受到了司号长的严厉批评。
在水口激战中,站在连指挥所的袁林,亲眼看到自己朝夕与共的号兵一个个倒在敌人的枪下。
袁老回忆说,当时,全团只剩下不到200人。后来当了开国上将的师政委朱良才把他们整编成一个连,由师参谋长耿飚也是后来的开国上将代理团长。
朱良才政委问:“你们团还有几个号兵?”
“就我一个。”袁林说。
“不能让敌人停歇,吹冲锋号,攻占对方的山头!”朱良才命令。
弹雨中,袁林跑到一条最高的田埂上,吹起冲锋号……
3发炮弹几乎同时在袁林身边炸开,气浪把他高高抛起,倒在稻田里……听到冲锋号声,那些受伤和疲劳的倒在地上的红军士兵们又呐喊起来,拄着枪、刀,冒着敌人机枪扫射,冲向山头,与反冲锋的敌人短兵相接,展开血肉拼刺……红军寡不敌众,撤向友邻部队的阵地。
醒过来的袁林,和另一位战友扶架着一名伤员落在后面,一群敌人紧追过来。袁林让战友背伤员先走,自己伏在田埂上,举起驳壳枪把跑在最前面的3个敌人撂倒,紧接着向左边最近的一个小山奔去,引开了敌人……
1931年,第四次“围剿”前夕,袁林到军团政治教导队学习,从此离开了号兵岗位。但是,他保留下了自己的号嘴和号兵符号牌,符号牌是红色椭圆形的,上面写着: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九师二十七团一连司号员袁林
“没想到,我这个号兵的经历,在长征路上还发挥了一次作用。”袁林特别告诉记者,在董公寺战斗中,战况至为惨烈,以至于一位名叫贺友寿的老号兵竟紧张得吹不响军号,身为“破坏干事”的他来不及查问号兵是谁,接过军号就吹。
袁林说,战斗中,军号就是命令,没有了军号,战士们就会不知所措。所以,作为号兵,绝不能耽搁一分一秒。
“号兵要有娴熟的技巧,更重要的是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在战场上精神过于紧张,一个音符吹错了,或者是吹不响号,都很可能给部队带来重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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