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19日晚，夜空几乎连月光都看不到，两架由中国人驾驶的轰炸机悄然起飞，突破各种防线，飞向目的地日本。20日凌晨飞机抵达长崎上空，首次“空袭”日本本土，不过这次空袭投下竟不是炸弹，而是比炸弹威力还大的“纸片”。
    另一种绝地反击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推行侵华战争，全国抗战爆发。11月，上海失守。12月，南京陷落，抗战形势十分严峻。
    当时中日空军力量对比相当悬殊，日本拥有作战飞机2200架，而中国仅有作战飞机296架，有的还不能真正作战。
    日本有完备的航空工业体系，不仅能研制和生产比较先进的作战飞机，而且能及时补充战损飞机。可是，中国航空工业仅为初创，没有飞机设计制造能力，仅有的航空工厂只能修理飞机，所有的飞机都是从外国购买。
    主要作战飞机购自美国、德国、苏联、意大利等国，机种型号老旧，性能较差，缺少备件，实际上有许多飞机已不能飞。更为严重的是，在空战中损耗的飞机，难以得到补充，从而使空军的作战能力难以恢复。
    随着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的失利，中国空军战机其实已损失了大半。尽管中国空军与强势的日军殊死空战，也取得了一些战术上的胜利，但无力扭转战局。此后，残损和不能参加战斗的飞机被迫调离第一线转移到了大后方，中方逐渐丧失了制空权。
    
    此时，国民党内部开始有人认为抗战已无胜利的希望，甚至主张放弃抵抗向日本投降。为了挽回颓势，蒋介石认为需要有一次影响力大的军事行动，来鼓舞民众与军队的抗日士气，同时也向国际社会表明态度：中国仍然在顽强抵抗。
    实际上，早在1937年初，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制定的《国防作战计划》中，就明确提出了轰炸日本本土，争夺制空权的计划。
    抗战初期接连的军事失利，又使蒋介石想起了这个计划。尽管此时的中国空军已经是举步维艰，但是国民政府当局还是拟定了一个空袭日本的计划，决定实施宣传示威性的人道主义空袭，去散发传单。
    用传单和小册子来代替炸弹，沿途飞撒，以唤起日本民众反战的觉悟，打破日本人认为日本本土不容侵入的自大狂妄。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全民抗战的决心。
    1938年3月，中国空军重新制订了《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准备以宁波、诸暨两机场为出发地，目标是日本九州的长崎、佐世保军港和八幡等城市，空袭时间定为1938年5月中旬。
    为什么选择这些目标？主要还是受飞机的航程所限，这几个目标相对较近，而且地位重要。佐世保军港是当时日本海军的重要基地，八幡是日本的重要钢铁基地。对这两个地方进行“空袭”，其震慑和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
    蒋介石专机驾驶员主动请缨
    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空袭计划。因为飞机不但要穿越日军严密戒备的防空区，还要进行长途跨海飞行，而且由于没有制空权，随时可能遭到日军飞机的拦截，再加上没有飞行海域和日本的相关气象资料，给执行这一计划带来很大风险和困难。
    当时中国能执行远征空袭任务的机型马丁139WC轰炸机仅有几架，但相关资料及飞机都掌控在美国飞行员手里，为此蒋介石的外籍顾问端纳建议派美籍驾驶员李尔德担当远征“空袭”的驾机任务。
    当时蒋介石对中国飞行员的能力心里没底，再加上飞机本就掌握在美国人手中，所以只好请美国人帮忙，准备让李尔德去帮助执行这一远征空袭任务。没想到的是，这个李尔德狮子大开口，提出要10万美元。
    这个举动一下子把蒋介石激怒了。蒋介石下决心一定要让中国人自己去实施这一计划。这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就是徐焕升。
    
    1938年5月，各界向徐焕升（右三）等人献旗致敬
    徐焕升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6期毕业后，被选入中央航空学校，是第一期受训生，后前往德国航空学校、意大利空军专科学校深造6年，学成回国后任航空教官、蒋介石专机驾驶员。他表示自己有能力执行远征的任务。徐焕升的意愿通过宋美龄传到了蒋介石那里。
    蒋介石及国民党内部对这个计划相当慎重。当时中国的财力有限，一架轰炸机造价不菲。这且不说，万一此次行动失败，损失的不仅仅是几架飞机，其政治和军事影响则更大。经权衡再三，蒋介石最终同意由徐焕升负责执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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