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作为次辅的张居正也有辅佐之功，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首辅高拱。正如高拱所说：“是举也，非鉴川(王崇古)弘才赤胆，孰能为?非予愚直朴忠，孰肯主?”当前，有些学者在论及促成俺答封贡的功绩时，将其功劳完全归于张居正，而对高拱不置一辞，甚至有意抹煞高拱的功劳，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明清史专家孟森指出：“高拱亦政事才，不失为救时良相。”“隆、万间军事颇振作，高拱、张居正皆善驭将。”的确，高、张二人不但是杰出的政治改革家，而且都是为相兼帅的著名军事家。他还指出：“高拱扼徐阶，居正倾高拱，三人皆良相，而恩怨权势之间相轧如此。”在此，他把三人的矛盾完全归结为恩怨权势的矛盾，虽有不当之处，但把高拱称为“救时良相”、“驭将之才”则是确当的。

著名思想史专家嵇文甫先生在解放前后对高拱作了深入研究，并发表了三篇具有开创性的论文。这些论文从实政功绩、学术思想及高、张关系等方面，对高拱作了全面论述。1943年，嵇先生在其所著《晚明思想史论》中，首先提出了张居正的学术渊源于高拱的著名论断。他指出：

谁都知道新郑是江陵的政敌。然而在他们还没有成为政敌以前，他们还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们同服务于太学，而互以相业相期许。……江陵有这样一位学侣，互相切磋了好几年，当然不能不受很大影响。这是论江陵学术渊源和进学历程者所不可不注意的。

1946年，嵇先生在《张居正的学侣与政敌——高拱的学术》一文中，提出“高拱是明代良相之一。他和张居正始而同在翰林，同在太学，又同入内阁，做宰相，以学问相切磋，以事功相期许，左提右携，若一体而不可分。后来权位相逼，竟至离贰，拱被逐而居正独握政权，以成万历初年之治。于是乎江陵成为中国近古史上特出的大政治家，赫然在人耳目，而新郑就渐渐被人遗忘了。其实，新郑于江陵还是先进，江陵的学术和事功有许多地方实在可说是渊源于新郑。”又说：

新郑学术，尚通、尚实，有许多地方开清儒之先。拿他和江陵比较起来，……有许多事情江陵似乎还是继承他抄袭他的。他是一个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有特别表现的人物，是一个站在时代前面开风气的人物。

1962年，嵇先生在《论高拱的学术思想》一文中，再次肯定“拱有干济才，勇于任事。既为首辅，更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其筹边、课吏、用人、行政，不数年间，成效卓然。”“高拱是一位很有干略的宰相，在许多方面开张居正之先。”“我认为高拱是满可以配得上王廷相的一位唯物主义思想家。在他的著述里面，有很多精彩地方，值得继续发扬。”1963年，嵇先生再次发表了《再论高拱的学术思想》一文，又申述了以上观点：“应该知道，在他们成为政敌以前，他们原是多年志同道合的好友，无论在政治上，学术上，他们都有密切的联系。”“我总认为他是一位不下于王廷相而更超过黄绾的思想家。”在嵇先生看来，在政治上，高拱开创的改革事业被张居正所继承，二者有着先后传承的关系;在学术上，高拱建构的以“尚通”、“尚实”为根本特征的学术思想体系，完全可以同其前著名思想家王廷相相媲美。这些论断在高拱研究中不仅具有开创性，而且从今天看来也是真知灼见。

20世纪80年代以后，诸多学者基本认同嵇先生的观点，将高拱定位为著名的改革家和思想家。葛荣晋教授说：

在政治上，出现了以高拱、张居正为代表的社会改革家。他们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病，从“富国强兵”出发，提出了拯救社会危机的一系列方案。高拱大胆提拔潘季驯、王崇古、戚继光等人，推行“南剿北抚”政策，世称“救时宰相”。

在学术思想上，葛教授提出高拱是王廷相气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的著名观点。他说：“高拱不但在王廷相逝世后曾作《浚川王公行状》，称赞他‘立言垂训、根极理要，多发前圣所未发’，而且在自己的《问辨录》、《本语》等哲学著作中亦多次引证王廷相的话，作为自己气本论思想的根据。在思想上，他深受王廷相的影响，把他看成是王廷相气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牟钟鉴教授也指出：

隆庆三年到六年，在穆宗充分信任与重托下，高拱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洗刷颓风、振兴朝政的一系列改革，在清整吏治、选储人才、安边强兵等方面都颇有建树，使明朝多年因袭虚浮、积弊丛生的内政外交，有所改观，生出一股清明刚健的新风。

在他看来，“高拱不仅是一位能干的有谋略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博学精虑的思想家。这是徐阶和张居正都不及的”;“高拱与王廷相都是第一流的哲学家，在理论上呼应契合，战斗精神很强”;“做学问求是，做事情求实，做人求诚，这就是高拱的真精神”。然而，“其学问鲜为世人所知，其事功又为史家所略笔，有关研究文字寥寥可数。此种寂寞状态，令人为之惋叹”[33]。的确，高拱研究的寂寞状态，现在该是改变的时候了。

明清史专家韦庆远教授认为，高拱开创了“隆万大改革”的先河，创造出永垂不朽的丰功伟绩：

高拱内恃皇帝的殊眷，外用本身的识见和魄力，叱咤风云于隆庆中期以后的政坛，进行了重要的整顿和改革，为其后的万历朝十年大改革奠下基础。

高拱是有明一代最有魄力、最有识见、最敢于改革旧制，而又能妥慎制定符合实际需要新规制的吏部尚书。他任职的两年半中，所谋划和推行的新法，实为明代人事制度掀开新的一页。

韦先生还提出，高拱的改革之所以取得了显赫成果，在于有其深厚的学术根基，即高拱撷取了儒、法两大学派的精粹，构筑起比较系统的变革理论。这一变革理论有两个特点：一是尚变。“作为隆万大改革前一阶段的主要领导人，高拱的主导思想是，承认变动，主张变制，坚持通过变革以求治。”二是务实。“高氏以实学思想抨击理学末流，用以为隆庆阶段改革树立指南，开阔视野，规范工作。”“高拱钻研学术是为达到经世的目的，主张‘法以时迁’，‘更法以趋时’，体现着一个务实型政治家的追求和理念。”显然，这是新时期对嵇文甫先生提出的“尚通”、“尚实”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总之，从明清至近现代的政治家、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评价中可以看出，高拱在明代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在政治上，他针对嘉靖中期以后的诸多弊政，大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改革，开创了“隆(庆)万(历)大改革”的先河，成为“经纶伟业”的“社稷名臣”、“事业光显”的“救时良相”;在学术上，他又针对宋明理学家“空寂寡实之学”的流弊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批判，系统地阐发了他的以经邦济世为核心的实学思想和以气学为根本特质的哲学思想，建构起较为周延的学术思想体系，从而成为明代著名的“博学精虑的思想家”。显然，那种“抬徐压高”、“褒张贬高”，否认高拱是政治改革家的观点，是一种历史偏见;那种无视高拱的思想建树，否认他是思想家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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