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十年也是“破屋”的一部分，虽然清末新政为了挽救政权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只是，清王朝的春天来得太晚而又先天不足，尤其是其中一大缺陷，即财政的匮乏不足以支持其新政的持续推进。
    革命往往意味着战争，而打仗是天底下最花钱的事。没有钱，就调不动军队也开不了战，道理不言自明。由是，无论北方袁世凯还是南方革命党人，辛亥年后都同样面临一个重大问题–没钱。而辛亥革命之后担任南京留守一职的黄兴，更是倍受缺乏财政资金的困扰。
    南京乱象：要钱的人挤破了门
    1911年南京光复后，因为要推进“北伐”，当时驻扎在南京城内外的各路军队名目繁多，如城内有浙军、沪军、光复军、铁血军、卫戍军等合计不下10万余众。若加上江苏境内及各地陆续开来的援军，则不下20万人。
    时任南京临时卫戊司令兼第一独立混成旅旅长的许崇灏(许崇智之弟，原第九镇管带)回忆说：南京光复后，号称师长者二十六人。情形极为混杂，名虽曰师，而兵不过千人或数百人而已。此等师长皆自称革命有功者，终日奔走于南京留守之门，要索饷械，无所不在，甚至彼此利用种种手段，钩引他人之营连长投编所属，以期巩固自身之地位。而为营连长者，每有朝秦暮楚以求升官发财之目的，革命精神扫地无遗矣。
    
    东南底定不过旬日，即有20万义军云集金陵，这固然是革命大义的感召。但是，革命将士们毕竟不是神仙，他们也要吃饭穿衣、要发饷、要武器还有各种日常的补给。这每天下来，维持费不是小数目，何况这些人所要的东西还远不止日常开支这么简单。
    据革命党人李书城回忆，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原因之一，就是众人认为他与外国关系好，能使革命政府获得承认并借得巨款而归，“但结果都成泡影，因而他们对孙先生多不谅解”。
    没有钱，孙中山、黄兴等人在南京的日子简直度日如年。被提名为实业部长的张謇，最初把解决财政困难的希望寄托在孙身上，谓孙先生“久在外洋，信用素著”，如能募集外债一万万两或至少五千万两以上，那么临时政府的问题将迎刃而解。但是，借债并非易事，孙中山四处奔走，不遗余力，但直到临时政府解散，仍旧一无所获。
    据查，民国临时政府财政部3月份支出975万元，其中陆军部即支出893元，占到了总支出的绝大部分。由于财政困难，革命军中普遍拖饷缺饷，每天来陆军部要钱的少则十几起，多则几十起。作为陆军总长的黄兴，这段时间可谓焦头烂额，每日疲于应付。据其子黄一欧回忆：先君担任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兼大本营兵站监督，发军饷、买军火都要钱，因为军饷没有着落，经常奔走于南京、上海间，累得吐了血。想通过张謇设法向上海借几十万应急，他一拖就是个把月，急得先君走投无路。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