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如何借报纸生财

邵飘萍是如何搞“有偿新闻”，借报纸生财的。民国时代素有“大炮”之称的龚德柏给后人提供了有名有姓的具体事例。尽管邵飘萍的女婿郭根先生曾写过反驳文章，对邵飘萍的大节之处多有辩护，但对诸多事例却默置不辩。

在《愚人愚话》一书里，龚德柏说：“他的作风先骂，得了钱后即百八十度转变，而大大恭维”。用今天行话说就是先进行舆论监督，然后索要封口费。例如1924年中苏两国复交谈判，顾维钧任外交部长，王正廷为谈判代表。谈判多次后签订草约，报告顾维钧。然而顾不同意，令王再行交涉，结果陷入僵局。邵飘萍一开始站在王正廷这边，撰文大骂顾维钧。顾维钧挨骂不过，即给邵三千元，并增加外交部对《京报》的津贴。次日《京报》社论大捧顾维钧痛骂王正廷。所以龚德柏说：“二十四小时内，如此一百八十度转变态度，这只是银元在说话而已。”

敲政府的竹杠，尽管动机不纯，但还可以说有一点“监督政府”的影子，最不济也可说是“狗咬狗”之类。然而利用媒体公器，拿社会丑闻敲诈一般民众，则不可原谅。“大概是十四年的事。当时外交部一科员夏某，其妾与其子通奸，子娶妇，妾禁子与妻同宿。妻回娘家诉于其母，母乃打至夏家，遂成社会新闻。本已无再谈之必要了，但邵作一章回小说回目，使人送夏阅读，然后再与夏谈判。结局夏给邵五百元了事。”

上到政府要员，下到普通百姓，都是邵飘萍的敲诈对象，所以高拜石说他：“要取则细大不捐，锱铢必尽，其 ‘交际’和‘活动’的高明，为此道中人之最。”龚德柏则强烈质疑：“这种人配谈言论自由吗?”

就言论自由的要义而言，在于表达的自由;就法意的界定而言，不在于言说者的动机和对错。动机论与阴谋论一样，人言人殊，不足深谈。而言说的对错当以言说纠正之。从这点来说，邵飘萍固然行止有亏，但龚德柏说他不配谈言论自由，则属于知识分子的道德洁癖使然，有攻击过当之嫌。但若说邵飘萍滥用言论自由，应是允当之论。

遗憾的是，邵飘萍已经长眠不醒，他的金石之言“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并没有在他身后得以落实，依然飘渺如过眼烟云。而龚大炮痛批的金钱主义，则落地有声，于今日所见，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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