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欣伯倒是很愿意配合。对于倪徵燠的问题，他积极作答，并不隐瞒。当倪徵燠试探着要求他写些书面材料、以便自己带去法庭作为证据时，他居然很爽快地答应了。很意外的顺利有的时候反而是不正常的。就倪徵燠对赵欣伯的了解，他不应该如此坦诚，何况他也是学法律出身，一向严谨轻易不留下痕迹，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地同意留下白纸黑字呢。说得好听一些，这些东西可以作为指控板垣和土肥原的材料，但反过来不是一样可以成为他自己的犯罪证据吗?

果然，当倪徵燠再次去见赵欣伯时，赵欣伯已经变了。他当着倪徵燠的面，将写好的材料投入火炉之中。熊熊大火消蚀了倪徵燠心中仅存的一点儿希望。

面对这样的情景，倪徵燠的心战栗了一下，但他未露声色，只是扶了扶眼镜，转身就走了。不过，他很想知道赵欣伯转变的真正原因。原来，如倪徵燠所料，赵欣伯本就对书写材料就能减轻他的罪责抱怀疑态度。在写材料期间，他又不知从哪儿听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日本人又要东山再起，他们这些人又能纵横天下了，所以他烧毁了证据。

北平取证受挫，尽管是在倪徵燠意料之中，但他多少还是有些失望。没有更多的足以应对辩方律师们如狼似虎疯狂质问的证据，又怎能让刽子手们走上绞刑架呢?好在他也并非空手而归。临离开北平前，倪徵燠在相关人员的介绍安排下与吴佩孚的夫人张佩兰见了一面。张佩兰向倪徵燠描述了板垣和土肥原指使他人杀害吴佩孚的经过。张佩兰的证词是他在北平获得的唯一一份证据。也是这份证据，成为他日后在东京法庭上反诘板垣的有力武器。

1947年2月，倪徵燠带着这仅有的一点儿证据抵达东京。此时，法庭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倪徵燠的计划是在第三阶段，即被告人答辩时出庭反诘并见缝插针地提出新证据。但就针对土肥原和板垣而言，倪徵燠手中的证据除了吴佩孚夫人张佩兰的证词还稍稍有力外，其余的证据均不具针对性。为了不让这两个刽子手逃过，中国检察组成员们一次次开会，一次次讨论。

土肥原和板垣曾被大肆吹捧，就证明他们罪大恶极，强有力的证据终于浮出水面

有一天，检察组一名成员灵光闪现，提议到日本前陆军省档案库去寻找两人的罪证。尽管他知道，日军临败前烧毁了大量文件，但总还是会有遗漏的。这个提议让一向沉稳而不露声色的倪徵燠兴奋得差点跳起来。谁能掌握日军最核心的机密，不就是日军自己嘛!此时的陆军省档案库已被盟军驻日总部封存，外人一律不得进入。

在征得盟军驻日统帅麦克阿瑟同意后，倪徵燠和他的同事们进入了日本陆军省档案库。但当他们面对如山般浩繁卷帙时，不免愕然。要想在成堆的一张张薄纸中寻找土肥原和板垣的犯罪证据，如同大海捞针。并且检察组成员中只有两人通晓日文。仅仅依靠他俩，又怎能在短时间里通读完所有文件。时不我待，所有人都一头扎进了文件堆中。倪徵燠等不懂日文的就从与中文相似的日文字中、文件类别和标题中，一份份筛查。

由于长时间在一行行细密的日文字中搜寻，倪徵燠原本近视的眼睛异常疲劳，于是他不得不每隔几分钟就摘掉眼镜，闭闭眼睛，揉揉太阳穴。但就在这种情形下，他仍然耐心细致地筛选着文件材料，不放过每一个可疑点。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了。

事后经粗略统计，倪徵燠他们过目的有日本内阁、陆军省、外务省的现存材料，其中包括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五相会议文件、关东军报告和动员令、关东军与陆军省的往来密件、汪伪档案等等，甚至还有大量的旧报纸。他们没日没夜地摘抄、翻译、整理，只吃简单的三明治，喝白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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