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世界”的外交话语与实践
    “先生，请等等!”1969年的一个冬日，蹲守在华沙文化宫前的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小跑着追过来时，年轻的中国使馆译员景志成吓得羞红了脸。
    “尼克松总统——总统说他要和中国进行重大的会谈。请向您的上级报告。”“我……转达……”景志成被这种外交场合中前所未有的出奇做法吓住了，他哪里知道尼克松连日来三封电报催促斯托塞尔：抓紧一切机会接触中国外交官，否则就换人。
    这场追逐中国外交官的戏剧场面，见证并开启了世界外交史的又一个篇章——中美建交。这也预示着整个20世纪70年代，中国以前所未有之姿亮相更宽广的国际舞台。
    形成多极化趋势
    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冷战正酣，国际关系进一步分化组合。一方面，冷战格局在不断深化，美苏两极争霸之势加剧。同时，美国由于越战遭受重大挫折，故提出“尼克松主义”，在亚洲进行战略、军事收缩。苏联在战略上则是咄咄逼人，不断在中东、非洲、亚洲、拉美等第三世界扩张势力和影响。
    另一方面，大国关系的变化，带来了全球势力均衡和地缘政治缓慢却也是根本性的变迁。随着中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崛起，中苏同盟瓦解、两国交恶，中美从长期敌对走向缓和乃至最终建交，以及欧洲、日本等美苏之外经济“权力中心”的出现，构成冷战结构基础的两极体制开始逐渐出现消解之势，多极化的趋势逐渐形成。
    如果要列举上世纪70年代乃至整个冷战期间影响国际格局最重要事件的话，那么中美从敌对到缓和乃至最终建交无疑是其中之一。
    
    “改变世界的一周”
    1969年中苏爆发珍宝岛冲突，中国战略、安全环境急剧恶化。此前中国外交日益意识形态化和激进化，并在文革后达到顶峰，中国外交也逐渐陷入孤立。此时中国领导人开始深思改善中国战略、安全处境之道。
    在毛泽东授意下，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老帅对国际战略形势进行深入研究，并大胆提出了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僵局的战略建议。
    彼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及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也在评估中美关系。苏联正在对美国战略、安全利益构成更大威胁，美国如果缓和与中国的敌对关系，战略地位将得到极大的改善。同时，深陷越战困局的美国也期望中国能够施加影响，尽快结束越战。正是在这样的考虑之下，尼克松指示回国述职的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寻机接触中国外交官，把希望进行中美复谈的消息传递给中国领导人。衔命回任的斯托赛尔于是在1969年底上演了这幕“追逐”中国外交官的外交史戏剧。后来周恩来总理对基辛格开玩笑道：“你们的大使几乎让我们的人吓出心脏病来。”
    1970年1月，因越战中断5年之久的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终于恢复，中美开始直接对话。虽然中间因美国把越战扩大到柬埔寨，中美谈判一度中断。不过1971年4月的“乒乓外交”，使美国领导人接收到了中国决意缓和关系的信号。
    很快，双方经由巴基斯坦渠道，秘密商定由基辛格代表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7月访华。三个月后，基辛格来华，最终敲定尼克松访问北京的时间定为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的一周被历史学家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这一“破冰之旅”使中美双方在广泛的全球性问题上达成一致。中美签署《上海公报》，美国开始宣示确认“一个中国”政策。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开始由敌对走向缓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正式启动。
    在尼克松访华的“冲击”之下，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先是中英关系由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而后中国与荷兰、希腊、日本、联邦德国、澳大利亚等先后建交。1972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