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参军 在打仗中不断成长
    “我15岁参加红军，老家在江西兴国县……”王道金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1930年揣着母亲给他缝的一双布鞋参加了红军，成了“红小鬼”。
    王老回忆，第一次“放枪”打敌人，是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
    “见到敌人就开枪，打没打到敌人都说不清楚。”说起自己的战斗经历，老人似乎又回到了战火硝烟的年代。仅在五次反围剿中，王道金身经20余场战斗，两负枪伤。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渡过于都河，向西转移，开始长征。”此时，王道金已经是红三军团第四师的一名侦察排长。身为湘江战役先头部队的一员，提起当时的激烈战斗，王老的记忆清晰无比。“湘江战役时，因为侦察不太精确，加上湘江水急浪大，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空中还有飞机轰炸，战斗相当惨烈。”
    “当时是寒冬腊月，红军指战员们大多只穿着两件单衣，衣服湿了，冰冷刺骨……”王老语气有些激动，突然间开始猛烈咳嗽起来。喝了几口水又休息了一会后，王老才继续他的讲述。
    在湘江的5天5夜激战中，红军8万多人打得只剩下3万，红五军团34师几乎全军覆没，红三军团四师十团团长沈述清和继任团长杜仲美相继牺牲，王道金所在连队的100多人只剩下30多人，王道金所带领的侦察排只剩下几个人……
    
    我们负责保卫遵义会议
    1935年1月7日，红军到达遵义。对于王道金来说，遵义会议具有特别的意义。
    此时，20岁的王道金成长为红三军团11团的警卫连长，主要负责遵义会议的站岗放哨、保护中央首长们的安全。“1月的遵义天寒地冻，我们的战士就在各个村庄附近的空地上，找点稻草或者苞谷秆一铺，就地睡了。会议召开几天里，我们负责保卫的人员无法休息，战士们从不脱衣服睡觉，一有情况立即拿起枪出发。”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在极其危急的关头转危为安，这些党史上已经讲得很多。他说：“我经常想，如果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就像原来的样子，坚持错误路线被动挨打，一次一次地犯错，一次一次地被敌人吃掉，又会多牺牲多少战友?革命还能取得成功吗?”
    在长征中，王道金跟随红军在贵州转战了几个月，他对这里产生了很深的感情，上世纪50年代末转业时，他选择来到贵州，从此扎根遵义。
    当记者告别时，老人高兴地向记者敬了个军礼。他希望武汉晚报多宣传长征精神，激励更多的年轻人，把红军传统和长征精神传递下去，希望更多人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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