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则主战，坚决反对和亲。他认为匈奴反复无信，屡次破坏和亲，侵扰边境，不能采用德政感化，只有通过战争才能阻止匈奴的侵扰，保证汉王朝的安全;强调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是成功的，击败了匈奴的大军，保卫了国家边境的安宁，是“当世之务，后世之利”，将会流传千古。

治国理念

对西汉独尊儒术后的统治政策，汉宣帝做过一个经典概括：“霸王道杂之”，具体做法就是德刑并用，理论渊源就是先秦儒家和法家的思想相互结合，以儒学为主题，法家思想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吸收墨家道家和阴阳家等的思想。武帝独尊儒术后，为了达到恩威并用双管齐下的目的，大力推行“霸王道杂之”的政策。

贤良文学信奉儒家的仁义学说，主张德治，认为行仁政就可以无敌于天下。特别是汉武帝任用的一些酷良，如杜周、张汤、王温舒等人，连法律也不顾，随意谄害无辜的群众，动不动就一人犯罪，株连全族，搞得人心恐惶，动乱不安，因而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他们一再引证历史教训，批判严刑峻法，指为亡国之道，把严刑峻法看作是秦王朝灭亡的原因。

桑弘羊以法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主张法治，坚信刑法可以止暴，特别推崇严刑峻法的作用。他认为治民之道不在教化，而在励行法治，让他们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有了严刑峻法，百姓就小心谨慎，奸邪自然止息。针对贤良文学对一些酷吏的指责，他认为这些酷良都能作到以法治事，对犯法者雷厉风行地加以处决，毫不手软，所以在他们治理的地方，能作到寇止奸禁，取得良好的治绩。

义利之争

关于重义与重利导向的争论关系着对经济活动如何引导，决定着统治者的策略取向。贤良文学以儒家为旗帜，主张人性善良，不能只讲利，还必须有义的约束。坚持崇尚仁义才是真正的治国之本。桑弘羊是以法家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者，主张重利轻义，认为人性自私，趋利避害，重利是加强中央集权、抗击匈奴和赈济灾荒的需要，并明确指出财富是仁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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