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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日后，因粮草不继，退往雄州。赵光义得报后认为大敌当前，回军就粮乃兵家所忌，立即下令东路军不得后退，亦不准再进，并命曹彬率部沿白沟与米信部会合，待中路、西路攻占山地之后，再会师北上。但曹彬所部诸将听到中、西二路连战皆捷的消息后，唯恐落他路之后，无不积极求战，力主北上。曹彬无法控制，只得再次率部北进。宋军沿途迭遭辽军阻击，且战且行。 时值天气炎热，将士体力消耗颇大，抵达涿州时全军上下均已疲乏不堪。  这时，与曹彬正面抗衡的是耶律休哥部，萧太后、辽圣宗所率辽军已从幽州北郊进至涿州以东25公里的驼罗口，攻占固安。曹彬所率宋军粮草将尽，难以固守拒战，又面临辽军主力合击的威胁，向西南方向撤退。五月初三，辽军在岐沟关追上宋军，大败曹彬、米信军，并乘胜追至拒马河，宋军溺死无数。余众奔高阳，又受到辽军骑兵的冲击，死者达数万之众，遗弃的兵甲堆积如山。 辽在岐沟关一役后，即移兵西向，攻克飞狐和蔚、寰、应诸州。宋将杨业重伤被俘，不屈而死。山后诸州又落到辽的控制之下。 宋太宗第二次北伐失败的原因，仍然是昧于知彼和准备不足。辽在萧太后摄政时期，正处于国势强盛的阶段。宋太宗看不到这一切，不愿认真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未能建立一支拥有众多骑兵的强大军队，并依靠这支军队去摧毁辽军的主力，而只想凭侥幸取胜，以步兵对抗骑兵，其结果就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他的分进合击的战略虽然可行，但选择曹彬这样缺乏足够军事才能的庸将来实施这一战略，又没有强大的战略预备队的支持，他的失败乃是必然的。 辽军取胜的主要原因是内部协和，兵强马壮，指挥正确，能在宋军合击的态势形成前集中兵力，把握战机，在平原开阔地带利用己方的骑兵优袭，攻击战斗力已大大削弱的宋军，并敢于勇猛追击，以扩大战果。 辽军在再次挫败宋军的进攻后，又一次转而采取攻势。 咸平二年(999年)，辽军大举南下，前锋抵达邢(今河北邢台)、洺(今河北永年东南)、淄(今山东淄博南)、齐(今山东济南)一线。 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辽军在萧太后和辽圣宗的统率下再度大举南下。辽军在侵入宋境后，即派出使者请和。十月，辽军在击败部署在边境一线的宋军主力后，移兵东攻瀛州(今河北河间)。宋知州李延漏率众坚守。辽军围攻多日，昼夜猛攻，死者达三万余人，城仍固守不下，只得移军南下，同时又遣使请和。十一月，辽军进抵澶州(今河南濮阳)，大将萧挺凛中伏弩死。辽军一面屯兵澶州城下，与宋真宗所统宋军主力对峙，一面与宋方谈和。此时，辽军虽已击败宋军第一线的主力，长驱直入，攻克祁(今河北安国)、德清军(今河南清丰)和通利军(今河南浚县)三城，但广大的河北地区仍在宋人之手。 辽军前有坚城大河及宋军主力，后有伺机而动的宋河北军民，全军已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加以瀛州一战后，辽军损失颇重，大将身死，锐气受挫，虏掠又无所得，战败则全局不堪收拾，也就不敢在胜算不大的情况下孤注一掷，与士气高涨的宋军新锐决一胜负，而只想通过和谈解决争端。宋人也因争战多年，无法击败辽军，取得最后的胜利，而决意议和。 十二月，宋辽讲和，双方约为兄弟之国，承认边界现实，宋每年予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澶渊之盟”。从此，宋辽二国维持了一百余年的和平通好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