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的腐朽与民国初年的动荡政局，为西方列强在中国边疆兴风作浪提供了时机。1911年外蒙古分裂派王公哲布尊丹巴等在沙俄支持下聚会于库伦，决定脱离中国，派遣代表团到圣彼得堡请求沙俄庇护。该年10月10日，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皇权统治。1912年2月15日，在沙俄策动下，哲布尊丹巴乘机宣布成立了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所谓“大蒙古国”，自封“大蒙古国”皇帝，建国号为“共戴”。

外蒙分裂分子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分裂活动，激怒了包括外蒙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图盟墨尔根王因反对分裂分子的倒行逆施，竟然被分裂分子拘捕刑讯于库伦。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a>先生于1912年1月1日发布大总统宣言昭告全世界：“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同时，孙中山先生还致电外蒙王公、喇嘛，揭露沙俄狼子野心，请他们“速派代表来宁(南京市)参与政要”。袁世凯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继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显然，如何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主权，特别是如何顶住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中国边疆地区少数分裂分子掀起的狂风浊浪，是对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政府的严峻考验。内忧外患之下，袁世凯果断出招，打出了一连串“组合拳”，迅速瓦解了外蒙独立阴谋。

舆论施压

袁世凯于1912年3月10日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在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同时，积极坚持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等边疆地区的的国家主权。继孙中山先生的就职宣言之后，袁世凯于4月22日发布大总统令，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该各地方，同为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或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将来地方的一切政治，俱属内政。”(见《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54页)面对新生的中华民国的严正立场，各怀鬼胎的帝国主义列强，包括沙俄没有一个国家敢承认所谓的“大蒙古国”。针对库伦“大蒙古国”分裂闹剧，袁世凯致电哲布尊丹巴：“前清以统治权让于民国，民国人民已经总揽政务权，举付与本大总统。承前清之旧地域内有外蒙古一部分，本大总统受全国托付之重理应接管。至库伦独立，前清并未允行，中华民国亦断无允准之理。”希望哲布尊丹巴“悔悟”，“勿再听信他人唆使”。并随即派北京蒙古王公联合会会长那彦图为交涉代表前往库伦。

优惠安抚

在法理上断其库伦分裂势力前途的基础上，袁世凯在民族政策上大打优惠牌。1912年8月公布《蒙古待遇条例》，条例规定“嗣后各蒙古均不以藩篱待遇，应与内地一律。各王公原有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蒙古王公俸饷从优支给”等。另外，对于脱离库伦“大蒙古国”分裂政权返回中国的外蒙高级官员给予优待。袁世凯曾经亲自接见返回中国的库伦政府原陆军部侍郎那贝勒，给予慰勉，并晋封其为郡王。有人曾经做过统计，袁世凯任大总统期间加封的蒙古王公，比清朝几百年封的王公还要多。袁世凯的这一招果然见效，库伦等地的不少蒙古大臣陆续返回，所谓的“大蒙古国”库伦政权形单影只，风雨飘摇，日子并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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