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凉乐是在河西地区融合汉族音乐与龟兹音乐而形成的一个乐种。西凉乐的乐器很丰富，有汉族乐器钟、磐、丝、筝、排萧，有龟兹乐器??五弦(五弦的直颈琵琶)，还有国外传人的琵琶(四弦曲颈琵琶)、箜篌、铜钹、贝蠡等。西凉乐的各种乐器的形象以及演出的情况，从魏晋墓葬和石窟寺的壁画中都可看到。在敦煌石窟遗书中，已经发现有古代乐谱和好几百首曲子词。这些都为深入研究西凉乐和我国的古代音乐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西凉乐是在北朝时传人内地的。在隋唐燕乐中，龟兹乐与西凉乐最为流行，影响也最大，它们不仅对内地的音乐舞蹈，而且对宋词、元曲、戏剧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西凉乐中的大曲，对我国戏曲的发展影响很大。笔者曾写过《西凉乐与伊州乐》一丈，发表在《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可供参考，这里就不再作详细说明了。

甘肃境内的石窟寺共有20多处，其数量在我国各省区中是最多的。在河西地区著名的石窟寺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以及玉门昌马、酒泉丈殊山、肃南马蹄寺和金塔寺、武威天梯山等石窟寺。在这些石窟寺内保存了大量的壁画、彩塑和题记，为研究1000多年间河西地区的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特别是敦煌莫高窟为全世界所瞩目的一座文化宝库，加之敦煌石窟遗书的发现，敦煌学已经成为了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下，我国已经成立了敦煌、吐鲁番学会，人们正期待着我国的学者们能在这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如果没有河西地区雄厚的社会财富，为数众多的两双魏晋的豪华墓葬和美轮美矣的石窟寺是建立不起来的。它们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其主要来源，一为地主阶级向农民征收的地租，一为地主阶级的当权派向农民征收的各种捐税。这种饥寒中的富丽，用孝道和善行装扮起来的伪善设施，既敲诈了劳动人民的血汗，又作为向劳动人民进行欺骗的”依据”。当然，我们对于石庙寺和墓葬中的艺术珍品，还是深怀敬意的，它们是无数能工巧匠累代勤劳的创作，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两汉、西晋和唐朝都是河西地区的经济文化商区发展的时代。现将这些朝代河西四郡的户数和人口列表如下：

时代户数人口数辖县数资料来源

西汉7127028021135《汉书·地理志》 东汉4626411112147《后汉书·郡国志》

内包括张掖附国6216216856

西晋24700?37《晋书·地理志》

唐朝4086518929813《旧唐书·地理志》

内包括吐浑504817212

对上表需要说明的是，1《后汉书·郡国志》中缺酒泉郡的人口数;2西晋时期敦煌郡的户数、包括新疆地区伊吾等地的户数。3河西四郡的人口以西汉时期为最多，东汉时期人口大量减少，据《后汉书·西尧传》说是由于西羌的骚扰，有一部分人口内迁造成的。唐朝天宝年间湘四郡的人曰虽多于后汉和西晋，但是仍不及西汉时期的人口。当时由于推行租庸调制度，一般都有隐瞒少报人口的情况。

当匈奴休居王和昆邪王在河西地区游牧时，其所部只有5万多人，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以后人口大量增加了，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生产都有了很大发展。县或城的数目增加，这也是经济得到发展的一个标识。

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的历史功绩主要是：扩大了汉朝对古代新疆的政治经济影响，促进了新疆统一于汉朝;将河西游牧区建设成为农业区，为丝问之路的畅通提供了方便条件;发展了河西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创造了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

河西地区与新疆毗邻，在历史上两者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联系是很富切的。东汉中期西域副校尉就常驻在敦煌，行使着西域都护的职权，后来由敦煌太守兼管西域事务。这种办法后来又为魏晋两朝所沿袭。我国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是把敦煌划入西域范围的，这种看法是有其历史根据的。对河西四郡，在近代以来又被人们称之为河西走廊，这是一条长达1000多公里的长廊，是通向新疆的长廊，是丝纲之路的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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