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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份诏书的不同抄录版本，“二皇子”写成了“皇二子”。何以如此呢？原来，十一月二十日的诏书，用“圣祖、神宗”指代皇帝先人，但是八天后即二十八日雍正君臣议定康熙帝的庙号为“圣祖”。如此一来，诏书中既有“圣祖”，又有“皇考大行皇帝”，后人看了肯定会莫名其妙，以为说的都是康熙帝。后来雍正君臣在编纂以往上谕时，对此做了必要的改动，改用“太祖、太宗”指代先人，同时也将“二皇子”改为“皇二子”。乾隆时篡修《清世宗实录》采用的是改动后的诏书，也成为了最常见、通用的版本。 康熙帝传位遗诏和雍正帝登极诏书，都是最重要的文件，且前后相继颁布，上述书写格式的不一致，充分说明了康熙帝传位之际，“皇子”的书写并无固定格式。册封、传位等正式文件中“皇几子”格式用法，应是雍正以后才确定的。 也正是因为当时没有固定的称呼格式，才会有更多的传言。朝鲜人记载说：康熙帝在畅春苑临终时召阁老马齐言曰：“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 后来索性有了矫诏篡位的另一种版本：改“十”为“第”。民国时期天嘏所著的野史《满清外史》说：康熙帝弥留时，手书遗诏曰：“朕十四皇子，即缵承大统。”雍正帝改“十”字为“第”字。 以“皇几子”的书写格式为据，反对“改十为于”说，实际上是受到了后世官方文件书写的影响，以此作为判定较早期的康熙帝传位书写的标准，这是时空倒置，不足为凭。 
是书面遗诏，还是临终遗言？ 第三种反对意见认为，遗诏这么重要的文件，康熙时不可能只有汉文，也须有满文，或首先应是满文；即便汉文改了，满文的内容也难以篡改，绝不像改汉字“十”为“于”那么简单。对于“改十为于”说，此乃釜底抽薪的一击。 问题复杂，无法细辩，只是想指出，此说法同上面的一样，都过于讲求“道理”，而忘了“实际”。反对“改十为于”矫诏篡立说的，恰恰与他们的论敌有一共同的前提，即认为确实存在康熙帝的遗诏。这里所说的遗诏不是指前面引述过的，雍正帝即位后公之于天下的康熙帝遗诏(此遗诏是在康熙帝去世后制作的)，而是指康熙帝临终前的遗诏，且它必须是书面遗诏，否则何谈篡改？ 但真有这样一份遗诏吗？ 雍正帝第一次谈到他继位的情况，是在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秘密立储之时。他说得很简单：“我圣祖皇帝……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促之间，一言而定大计。”在“仓促”“一言”的氛围中，分明不会有什么书面遗诏。第二年，雍正帝又说：“前岁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始下旨意，……皇考陟天之后，方宣旨于朕。”到了雍正五年他又说：“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兄弟及隆科多入见。面降谕旨以大统付朕。”直到雍正七年，他在亲自颁行的《大义觉迷录》一书中为自己继位辩解时，还是如此立场，那就是：康熙帝只有“末命”，也就是临终遗言，是口头遗诏，而没有书面遗诏。 这不是偏听雍正帝一面之词。隆科多曾自言：“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对于这句话的意思，后世众说不一，但没有人否认隆科多是康熙帝临终皇位授受的见证人。“白帝城受命”与上面雍正帝所说的场景一致，都在表明了康熙帝传位，只有临终遗言，没有书面遗诏。 “改十为于”只是谣言，乃争夺皇位失势的皇子身边的太监所编造，目的在于泄私忿。而历来此说的反驳者自信“道理”在握，但未曾想到自己与被反驳者一样，从一开始就远离了“实际”，因为没有书面遗诏，那些关于诏书的种种“道理”，统统都无从谈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