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鲁迅在辞去广东中山大学职务后定居上海，第一次到内山书店是1927年10月5日，《鲁迅日记》上记述，这天买书四种四本10元2角。据《鲁迅日记》披露，从1928年到1935年，累计去过内山书店500多次，买书1000多册。

鲁迅夫人许广平曾回忆，“内山书店特辟一片地方，设了茶座，为留客人偶叙之所，这设备为一般书店所没有，是很便于联络感情，交接朋友的。以后鲁迅乐于利用这一设备，几乎时常地去，从此每去必座谈”。鲁迅家离内山书店很近，内山夫妇也常去鲁迅家作客，而且经常送些松梅竹堇等去。

内山完造利用其日本人的身份为中国进步力量做了很多事。他多次掩护、帮助鲁迅等进步作家，四次掩护鲁迅避难，郭沫若、陶行知遭通缉，他帮助避居，周建人、许广平、夏丏尊等被捕，经他悉心营救获释。内山书店不仅是鲁迅购书场所，也是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还是鲁迅躲避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的秘密住所，以及鲁迅接待秘密客人的地方，甚至成为了中共地下组织的联络站，方志敏的狱中文稿、北平与东北地下党等转给鲁迅的信等都由内山书店转交。

在内山完造的记忆里，“没过多久，我们的视野里开始经常出现一个穿着蓝色长衫，个子不高，走路很特别，鼻子底下留着黑色胡须，眼神清亮，虽然身形单薄却让人无法忽视的人。这个人每次都带几个朋友一块儿到书店来。有一天，这位先生自己过来了，从书架上取了很多书后在长椅上坐了下来。他一边喝着我夫人沏的茶，一边点燃了烟，然后用清晰的日语对我说道：“老板，麻烦你把这书送到宝乐安路景云里××路。”我问他：“这位先生，怎么称呼您?”他回答道：“噢，叫我周树人就好。”我惊呼起来：“啊!您就是鲁迅先生吗?我知道您。我还知道您刚从广东回到上海，不过从没见过，失礼失礼。”我和先生的交往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从此以后，每当先生写东西累了，或者看书倦了都会来我店里坐上一会儿。不久后，经先生介绍，我们又认识了许夫人。日子一天天过去，先生和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好，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在我们心里已经不把他当客人了。碰上有的客人错把先生当成店里的老板时，先生都会开心得哈哈大笑。

鲁迅与内山完造

这时候先生总会用日语告诉我道：“老板(从这时起，他就开始这么称呼我了)，刚刚这人把我当成你了哟。”我每次都是笑笑，感觉很有趣。不过有时候要是碰上一些认得先生长相的学生来店里，发现先生在的话，就会躲在角落里小声地边说着“鲁迅、鲁迅”，边时不时地看向先生在的位置。这时候先生就会无奈地叹一声：“哎，又有人开始讨论我了，算了，回家吧。”说着抓起手边的帽子戴上，出门走了。

许夫人因为不会说日语，所以每次说的话不多，不过和我们之间仍然心意相通。

不知不觉十年过去了。这期间，先生身边的危险发生过几次，他倒是显得颇为坦然。

即使国民政府发布逮捕令那会儿，先生也是一副仿佛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和往常一样平静地往来于家里和我的书店。我们都很担心他，劝他道：“先生，外面危险呐!您还是去哪里避一下风头吧?”他只是淡淡地说：“不用，没关系的。要真想抓我的话，还出什么逮捕令啊?直接暗地里把我抓了岂不更好，出个逮捕令还碍事。”即便如此，我和夫人也还是担心，我俩有时候会拉着先生暂时在店里藏一会儿。”

蔡元培、宋庆龄女士、杨杏佛等人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据说是维护民主权利的。然而随着同盟不断壮大，渐渐地成了国民政府的眼中钉。有一天突然传来杨杏佛先生在位于法租界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部门前被暗杀的消息，先生听到后马上叫了车赶到同盟总部。之后许夫人忧心忡忡地来我店里，等着先生回来。

1936年10月18日，病危的鲁迅支撑着勉强写了一封信给完造：“……老板，出乎意料之外，从半夜起，哮喘又发作起来了。……拜托你，请你打个电话请须藤先生来。希望快点替我办!”给须藤医生打电话后，完造急匆匆赶往鲁迅家。当时鲁迅正坐在他那张藤椅上艰难地喘息着。内山完造后来回忆说，“看到他手里的烟，我劝他别抽了，他又吸了几口终于把烟扔掉了。就在我和许夫人两个人用手轻拍先生背部帮他顺气的时候，须藤医生来了。他站在门口处朝先生望了下便赶紧进来了。‘怎么了?’我从须藤医生的脸上清楚地看到了担心的神情，不得不在心中默默祈祷不要有事。”那天完造一直在鲁迅家帮忙，直到深夜看着鲁迅迷迷糊糊地睡着才离去。不料第二天晨5时25分鲁迅先生逝世了，在鲁迅葬礼上，内山上台讲话：“鲁迅先生是全世界的伟大人物，他给我的印象和影响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讲，他是一个预言家。我感到他的一言一语都像是向着原野发出的豪言壮语。先生的话在我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每当我想起先生的这句话，就仿佛看到他独自沉着地漫步在一望无际的旷野上，一步一步地留下了鲜明的脚印。希望大家莫让杂草掩盖了他的足迹，愿大家能为使他的足迹变成宽阔的大道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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