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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瑛降顺劝进之疑 胡瑛与孙毓筠、李燮和并提，当然因其都是辛亥革命功臣，而胡与李更是同乡兼同志的关系，所以前引陈灨一的记载应该也是根据孙毓筠、胡瑛、李燮和三人之间的人脉逻辑而来。 胡瑛大名虽前后有变，但后来常以经武为字，湖南桃源人。清末两湖学生多入革命党，华兴会的主要成员便多出于此。胡瑛早年便追随黄兴学习和革命，在1903-1905年前后多次谋划和参与革命活动。后于1905年因革命形势不利而东渡日本，在日期间，胡瑛颇为活跃。1906年底，他又回国组织中国中部革命起义。1907年因有人告密在武昌被捕入狱，被判终身监禁。但即使在狱中，胡瑛仍继续从事接头以及中转情报等革命活动。因而在1911年武昌起义以前，胡瑛在两湖党人中已经获得极高威望。 待到武昌起义，胡瑛被救出狱，旋即在湖北军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一职。不过这一外长只是空虚头衔，后来为参加南北和议的伍廷芳以外交代表一职所取代。但由于胡瑛在清末的革命功勋，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胡氏被举为山东都督。山东在辛亥鼎革期间，因其处于南北交通要道，故形势前后反复变幻。且当时山东被袁部将张广建围攻，而到了南北和议一成，袁世凯更是直接插足山东，以周自齐为都督，胡氏被迫离任。 此后胡瑛只是以湖南籍国会议员身份游走京师，但由于稍后发生的刺宋案和二次革命，使得胡氏与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领袖一起亡命海外。由于追究二次革命的失败之责，孙、黄两位首脑发生路线分歧，而由于胡瑛与黄兴的渊源，所以胡顺理成章地站在了黄兴一方，参加了欧事研究会。欧事研究会和黄兴本人在当时被视为国民党的温和派，但随着袁世凯帝制活动的渐次展开，该会也成为反帝制势力的一部分(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411页)。 故也有记载中称，胡瑛是代表黄兴赴京联络各个反帝制势力。而胡瑛归国前，其岳父在湖南因讽刺袁世凯被害，故家人纷劝其勿入虎穴。而胡氏并未听从，到了北京后不久，便发生了列名筹安会一事，可见前后事态变幻太过迅速。当然与孙毓筠等同，胡瑛的革命功臣身份是袁世凯极意想要借重的。而除了王锡彤亲见的那次高呼大皇帝万岁外，另在刘成禺的《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中记载了一则胡瑛参与筹安会的史料(《洪宪记事诗三种》，226、227页)：  胡瑛 一日六君子会食中央公园之来今雨轩，胡瑛曰：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还是不是走狗?杨度曰，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孙少侯曰：我不然，意志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严幼陵曰：我折中其说，狗也不狗，走也要走的。胡瑛曰：然则我当狗也要狗，走也不走。翌日“走狗”言志，传遍津、京。天津《广智报》绘《走狗图》一幅，曲传奇意，四狗东西南北对列，如狗也不狗，走也不走，则人首犬身，屹立不动。如狗也要狗，走也要走，则狻犬昂首，四足奔腾。如狗也不狗，走也要走，则人首犬身，怒如骏马。如狗也要狗，走也不走，则一犬长顾，四足柱立。正中画项城宸像冕毓龙衮，垂拱宝座，题曰《走狗图》，从此词林掌故，又获一名典矣。 这则讽刺史料所载是否确有其事可暂不置评，其以胡瑛作为引子，而引出的是筹安会“六君子”中四人对袁世凯帝制的立场，至少可反映当时外界对于杨度、孙毓筠、严复、胡瑛四人的观感，也可看出四人参与筹安会的地位和立场不尽相同。在这则记载中，胡瑛的形象最为丑陋——顽固地做走狗。 但在胡瑛知交的记载中，胡氏依附袁世凯的作为，原是伪作降顺，为革命作掩护。据同为湖南革命党的杨缨甫记载：“经公(即胡瑛)怵于癸丑失败，国内外革命景象消沉，遂密商克强先生，决定屈身入都，姑示降顺，以期昵刺奸谋得当报国之深衷，乃孔子所谓大仁大勇之事。”入都期间，在助蔡锷脱身一事上，胡瑛也起了诸多作用。但后因袁世凯自毙，胡瑛所谋未成，可帝党的污名已无可洗涤。且黄兴旋也病故，所谓的入都刺奸更成了死无对证(参见《辛亥革命时期桃源人物集》，《桃源文史》第三辑，国际展望出版社1991年版。该集收录多篇胡瑛的相关史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