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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革命党一边，对于胡瑛的确许久不表谅解。前引孙毓筠在1919年作悔过书时，国民党内追随孙中山的戴季陶和朱执信，特别是朱氏，对于孙毓筠和胡瑛的“变节”，胡氏更未就参与洪宪帝制表示悔过，而在公开的文字中深表痛心和不满。当然对李燮和则完全取蔑视态度，直称其本为“竖子成名”，连痛心的资格都谈不上(戴季陶、朱执信对孙毓筠《我对于一切人类的供状》的评语)。 革命功臣的堕落 清末自洋务运动起，士人群体出现新旧分化。到甲午战败之后，激变至戊戌变法，竟以新旧相杀终局，开启的是士人群体的分裂。原来相对稳定的士人群体成为中国社会中最不安定的一类，从而导致此后中国社会长期且剧烈的动荡。尤其是晚清最后的十年和民国最初的十年，思想和政局更迭变幻的速率最为急遽。而士人群体分裂的大势下，合作缔造共和的立宪派和革命派本身也是分之又分，至于个人更有其各自的思想和人脉渊源。 大体“筹安六君子”中，杨度和严复本站在立宪一边，而尤以杨度最为一以贯之。杨氏自晚清便已入袁世凯幕，入宪政编查馆等也皆得袁氏之力。至民初政局乱象频出之后，呼唤强人的声音时起，故杨氏再倡立宪代共和，于洪宪帝制中更不甘居于幕后。 如严复者，在辛亥鼎革之际，曾也作为袁世凯任命的北方代表，参与南北交涉之中。当日严氏以师弟情分赴武昌见黎元洪，武昌党人的主张中便有赞成袁世凯为大总统，且相信可在共和制度之下，“以民主宪纲箝制之”(《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502、503页)。故虽后来严复及其门人反复申诉筹安会一事乃是袁氏强力所加，但严氏实也曾承认“自参众两院捣乱太过，于是救时之士，亦谓中国欲治，非强有力之中央政府不可”。赞成袁氏称帝未必是真意，但对共和乱象的深恶痛绝，则非惟严氏，众多晚清引领风气的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复如是。康有为更是连其原本首倡的立宪之议也痛加追悔，自认“戊戌时鄙人创议立宪，实鄙人不察国情之巨谬也”(康有为：《国会叹》，《民国经世文编·政治二》)。  而刘师培与本文三位人物，均为早年革命阵营中鼓吹践行之辈，因此显得转变最大。但刘师培在清末因革命被逮后，则已明显委顿，帝制期间也多迎合之举。至于孙毓筠、李燮和与胡瑛三人，则因参与筹安会被讽刺为“两截人”(天忏生、冬山合编：《八十三日皇帝之趣谈(上卷)》，文艺编译社1916年版，20页)，所指责的即是几人在共和与帝制之间的前后自我否定。三人作为曾经的革命功臣，在革命后的短短几年间极速地“堕落”，这种现象在绝大多数时人和后世的记载中，是万难被宽宥的。但其前后反覆的缘由，一面是三位人物在民初革命成功之后的不得志和落寞，是原革命党内部分而又分之下的矛盾体现。一面实则是清末倡导立宪和共和的知识人，在民初亲身缔造和经历之后，原本共和宪政理想破碎的深刻反照。筹安会“六君子”在民初的变与不变，正是反映了彼时几类上层知识人政治和思想变与不变的逻辑和理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