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主圣臣直”(《汉书·薛广德传》)，遇到唐太宗这样能虚怀纳谏的皇帝，御史尚能发挥作用；遇到像明世宗这样“厌薄言官，废黜相继，纳谏之风微矣”(《明史·邓继曾传》)的皇帝，把你的正当监察行为视为离间君臣，痛加责罚，那就不只是自讨无趣了。明代监察“历代均不能望其项背”，而明代的贪腐也是历代均不能望其项背。从徐阶暗示御史邹应龙弹劾严嵩可以看出，御史经常是官场上朋党之争、打击异己的工具。事实上，严嵩之所以能长期擅权，收贿敛财肆无忌惮，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网罗党羽，在监察机关安插亲信。严嵩通过一系列收买笼络手腕，操纵御史，设立弹劾防护墙，很多御史与其说是皇帝的监工，不如说是严嵩的打手。只不过，严嵩收买笼络御史，他的对手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是被御史参了要命的一奏。

假如连御史都利用手中权力行贪腐之事，谁又能钳制他们

御史作为皇帝反贪的防线，在某些时候的确能起到作用，但假如连御史都利用手中权力行贪腐之事，谁又能钳制他们？明代对于御史出巡曾有明确的律法限制，《出巡事宜》规定，不得泄露机密、不得私自出界、不得擅自离职、不得买货物和铺张浪费、不得携带家属和枉道回家、不得因私受谒等等。

按明代规定，巡抚与按察御史查获赃贿，都贮放州县作为公费。但万历时，都御史李采菲就打起了赃银的主意，“预灭其籍”，销毁起赃记录，然后中饱私囊； 沈汝梁巡视下江，“赃贿数万”；祝大舟巡按江西，“临行票取多赃”；巡察云南御史苏駉也“贪肆赃盈巨万”。在这些被揭发的大案中，犯案御史分别遣戍卫所或免为庶民，处分远较嘉靖朝为重，却已难挽御史贪污的狂澜。及至崇祯朝，御史贪赃纳贿已登峰造极。御史史范最为彪悍，巡按淮扬，把库中赃罚银十余万两都装入私囊；而后又兼摄巡盐课，他利用这份肥差又把前任贮库的二十余万两赃银收入囊中。他还为吏部尚书田唯嘉受贿八千金从中居间，自己向富人于承祖勒索万金。事发之后，首辅薛国观极力庇护，但证据确凿，无合法来源财产太多，实在说不清楚，最后下狱“瘐死”(因伤病死于狱中)。

到了清朝，监察官员的贪腐更加严重。如乾隆十三年，山东省遭受自然灾害，出使查办赈务的御史及其家人、吏役等却不顾“民食艰难”，借机勒索，加重了灾民的负担。嘉庆年间，御史广兴两次出使山东审案，“擅作威福，赃使累累，声名狼藉”，而与其一同前往的长官左都御史周延栋竟然听之任之，其本人也是每日所费白银十余两。于是有民谣说：“周全天下事，广聚世间财。。对于御史自身贪腐，在帝制时代，除了继续用锦衣卫、东厂之类的人层叠监视，再无妙法。同样，属于皇帝家奴的“厂”、“卫”拥有权力后，还是会向下伸手，这便是死循环。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