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展鸿才萌生退意

关龙逄是生活在夏桀时候的一个忠臣，夏桀在位时不讲德行，无端杀害百姓，又凭武力去侵犯其他部族，致使其他部族联合起来反对他。关龙逄进行了多次苦谏也不听，最后还把关龙逄杀了。桀由于不接受忠臣的劝阻，招致了夏王朝的彻底覆灭，最后为商所取代。殷纣是商朝的最后一个昏君，在他淫乱不止的时候，他的叔父比干曾多次进谏，他不仅不改邪归正，还制炮烙、设虿盆，塞阻忠臣进谏。比干以死力争，三日不去。纣王不以为忠，反而听信妲己谗言，将比干剖腹挖心。像关龙逄和比干都是大智大勇、忠心若日高悬的人，他们之所以拼死进谏，为的是使帝业得续，万民能不遭罪，而他们都遭到了惨死，这难道不足以证明进谏一事"谈何容易"吗?当他们进谏的时候，那些心怀鬼胎的人，则攻击他们是蓄意诋毁君王，罪不容赦。当他和他的亲属们遭到株连惨死的时候，构谗者颐指气使，自鸣得意。这部血泪斑斑的进谏史，至今仍在继续地书写着，而巧言令色者的狂想曲也仍在演唱着。蜚廉、恶来生本奸诈之辈，他们以膂力过人而事纣王，巧言令色以进其身，然后用雕琢刻镂等物去讨好主子，以靡靡之音去麻醉帝王之心，以美色去腐蚀帝王的躯体。到了这种时候，是非曲直的标准就完全颠倒了。辅国的仁臣被驱赶，邪佞之徒便乘机而入，如果在此时图进忠言，会彼扣上"危言耸听，上拂主意，下违民心"的罪名。那么，即将出现圣贤彼戮、宗庙崩弛、国家空虚、外患内乱接踵而来的亡国趋势，志士仁人虽有志于朝廷，但已无匡时济世的机会了，便只有走退而隐居的违心道路了。隐居者居林泉之间，筑土为室，编茅为庐，弹琴作乐，以咏先王之风，不问当时之事，以了残生。伯夷、叔齐本是商纣时的贤德之士，为什么要隐居首阳山而当饿死鬼呢?还不是觉得自己的一片忠心，得不到纣王的理解，眼看大厦倾覆，又无力改变，更不能阻止周武王征伐纣王的兵力。他们既不愿作商的逆民，也不愿作周的顺民，只得走上隐居的道路而作了饿死鬼。

接着东方朔又对历世隐士们进行了一番深刻的分析。许由是尧时贤臣，尧想起用他，他就是不愿挤上政治舞台。他认为尧只知贤人有利于天下，而不知他们也能贼天下的道理。许由虽没当官受禄，但并不影响他作为贤士而存在于历史上。箕子也是纣王的叔父，见纣王无道，专听奸佞之言，不纳忠臣之谏，便装疯作傻，才得以保全住性命。商亡后，被封于朝鲜。后来，当他路过殷墟，作诗凭吊故国时，谁不为他抛洒同情泪呢?接舆是楚国的贤士，楚王曾以百金聘他为官，要他帮助治理江南各地。他认为这是"富贵人之所欲"，他的妻子也认为"至人乐道，不能以贫易操，不为富改行"。于是，双双隐居四川峨嵋山上。像箕子、接舆这样的人，如果能碰上明君圣主，君臣之间能推心置腹，共商国事，共图富强，上下同心，则国泰民安，还怕三皇五帝那样的盛世不能再现吗?伊尹耕于莘(今陕西合阳县东南)野，商汤三次去聘请他。他们之间由于统一了认识，有了共同的奋斗目标，才以天下为已任，出山帮他伐粱，此所谓圣人之任。

姜子牙也是贤能智谋之士，七十岁了还没有出山，垂钓于渭水之滨。他是在等待时机，寻找明主，直到认识周文王之后，感到心同意合，才愿意帮他去征伐纣王，统一全国的。周文王、周武王对姜尚无比信任，总是言听计从。正是由于君臣的团结和深信不疑，给姜尚提供了发挥才能的机会，使他能深恩远虑，引义正身，推恩而广天下，奖励有德行的人，录用贤能的人，惩罚那些道德败坏的人，这样便达到了统一的目的，建立起美好的风尚，实现了帝王之业。他毫无野心，尽到了臣子之责，封侯授爵，传之子孙，名显后世，万民称之于今世，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关龙逄、比干、伊尹、姜尚……他们都是才华横溢的人，而他们的结局却迥然不同，这不正说明"谈何容易"的道理吗?

吴王被非有先生的这一番话感动得泪流满面，而且深切地感到自己身上确有许多毛病，已经把吴国推向到危险的边缘了。于是，便痛下决心进行了一番改革。他从自己做起，严肃了上朝的制度，端正了君臣的关系，选拔了一批品德廉洁的人，推行一整套节约的办法，减少了后宫的费用，限制了车马的使用权，停建了楼台馆阁的建设，并把一些皇家花圃、池塘废除，用来发展生产。又从皇家仓库中拿出钱粮来赈济鳏、寡、孤、独和残废、老人，并减轻了人民的赋税和刑罚，又将一批奸佞之人与歌舞之徒赶了出去。这样一来，只三年时间，国内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国无灾害之变，民无饥寒之色，家给人足，蓄积有余，囹圄空虚，凤凰来集"的一片升平景象。以致远方异俗之人向风慕义，各奉其职前来朝贺。

东方朔这番"非有"的假设和议论，只能说是自身失落感的道白。汉武帝虽然多次向他执经问难，自己也曾多次露才扬己，但始终没有成为股肱之臣，其恹恹之情是谁都难免会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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