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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很多人受史书中周昭王身死江汉的影响,认为周昭王对荆蛮的讨伐可能是失利的,但从青铜器来看,大量出现有“孚金”、“赐金”、“有得”等字眼,所以可以看出周昭王对于楚蛮的战争是胜利的,而且俘获了大量的青铜资源,尤其是在周穆王时,一举平定南方的楚蛮,也可以看出周昭王战争的影响,若不是周昭王对南方楚蛮的打击,周穆王恐怕平定楚蛮没有这么容易,而且在周昭王时期对楚蛮的讨伐大多只称荆、楚,而周穆王时期则出现了纣、纡、舒、越等,可以看出由于周昭王持续性的打击,荆蛮内部也出现了分化,这对于周穆王时期对南方的征伐是及其有利的。 那么,周昭王对楚蛮持续性的打击,造成了两个重要结果,一个是周王朝军事力量的衰弱,虽然在周穆王时期,对南方大量征战有所改善,但也只是昙花一现,甚至连周王朝的铜矿运输线都无法有力保障,第二个就是荆蛮的实力大幅度的衰弱,因此才能被周穆王一举平定。那么这两个结果的影响是什么呢? 那就是楚人的崛起,周王朝与荆蛮持续性的战争,不仅使荆蛮实力的大幅度下降,而且使自身丧失了对南方的控制力,在江汉流域出现了权利真空现象,而对受周王冷落的楚人则迅速崛起,根据《后汉书》、《水经注》、今本《竹书》记载,楚人帮助周穆王平定徐偃王之乱,甚至直接起兵伐徐,按楚在鄂西北,楚所伐之徐,当为群舒,即虎方,地在今鄂东至巢湖之间地区,如《合集》6667其一:“贞,令望乘暨举途虎方,十一月。 ”“望”,岛邦男考证在今淮水上游北岸,第二则卜辞中的“举”,亦即举水流域的举国。这两个方国也出现在西周青铜器中,所以虎方应该在举、望两国之间,那么其东境当在鄂东北和豫东南,而楚人西周初期尚在鄂西北,却至鄂东北并且伐徐,可见此时的楚国其实已经较强大了,从不久熊渠就伐当时南方的大国庸、鄂、伐扬粤、称王就可以看出。楚人能在短短几十年就发展至此,其所依靠即是敏锐的眼光,趁周与荆蛮相争时迅速崛起,又趁江汉流域真空时进行扩张与发展。  楚人另外一个争议比较大的就是楚人的来源,主流说法有东来说、西来说、中原说、土著说等。 东来说,如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指出:“淮夷即楚人,即蛮荆…淮徐荆舒每连言,必系同族,且为殷之同盟。”淮夷,即在今淮水流域一带的夷人,其《殷周青铜器铭文考释》又认为“楚人”即“熊盈”,并指出:“楚之先世居淮水下游,与奄人徐人等同属东国…熊盈当即鬻熊,盈鬻一声之转。熊盈族为周人所压迫,始南下至江,为江所阻,复西上至鄂。”胡厚宣将郭说更进一步发展,在《楚民族源于东方考》指出:“祝融即陆终……即遂人即黎;而陆终、遂人及黎皆为东方之民族也。……惟其后以周民族之东方压迫,及黄河流域之渐渐改变,东方民族遂多相率南迁,而楚民族势力甚强,乃渐扩土于南方之江汉流域。”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亦同此观点,称:“查甲骨卜辞里有一片‘辛卯,婦楚…’的记载,可见殷代已有楚的国名。又‘鬻熊’或许就是‘祝融’的演变,他的时代当在殷代。楚王室实在也是东方的种族。周初的铜器铭文记载周王伐楚,驻扎在炎的地方,这该是后来的郯国,地在山东…《逸周书》记载周公东征熊盈十七国,俘回来的九国,‘熊’是楚氏,‘盈’就是‘嬴’,所以我们很疑心楚人同秦人一样,都本是东方的种族而被周人硬迁到西方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