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重复着何嘉佑提出的理由，强调“三藩之乱”的平定是皇上一人之功。康熙帝明确否定了这种说法，说：“所奏称天下荡平，皆朕一人功德所致”，“这所奏无益”。(第787页)他多次同大臣们回顾了平三藩的决策情形，表示这一场斗争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如“事有错误，朕亦自任，断不归咎于人”。现在取得了胜利，乃是“荷上天眷佑，祖宗福庇”，将士用力，“疲于征调”;百姓困苦，“敝于转运”，连官员也裁减俸禄，以供军需。这是上下一心，共同奋斗的结果，“若遂侈然以为功德，崇上尊称，滥邀恩赉(lài，赏赐)，实可耻也”。

另外一些官员则强调，“今三藩殄灭，后患尽除”;“海宇宁谧”，“天下乂安”。有的甚至用了“当此盛世”这样的字眼。既然天下已经太平，皇帝“功德巍巍，自古圣君所不逮，理宜恭上尊号”。对于这样一些议论，康熙帝却按照另外一种思路，讲了另外一番道理。他跟太皇太后说：“自寇乱用兵以来，将士罷(同疲)劳，民生困苦，疮痍未复，喘息未苏。虽兵戈乍戢，疆宇初平，国家纪纲正宜整顿，地方元气正宜培养，臣何敢宴然自处，以为太平无事，受纳尊称。”他跟大臣们说：“顷虽贼乱削平，地方底定，而民困未苏，疮痍未起。君臣之间，正宜各加修省，息兵养民，布宣教化，务以廉洁为本，用致太平。”“独念数年之中，水旱频仍，灾异叠现。师旅疲于征调，被创者未起;闾阎(民间)敝于转运，困苦者未甦(同苏)。因军兴不给，裁减官员俸禄及各项钱粮，并增加各项银两，仍未复旧。每一轸念，甚歉于怀。若大小臣工人人廉洁，俾(bǐ，使)生民得所，风俗淳厚，教化振兴，天下共享太平之福，虽不上朕尊号，令名实多，如一切政治不能修举，则上尊号何益?朕断不受此虚名也!”

当大臣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奏请时，康熙帝斩钉截铁地说：“朕意已定，决不允受。如受之，则前言为虚矣。”“其上朕尊号之事，断不可行，此乃朕实意，非粉饰之词也。自今以往，大小臣工各宜洗心涤虑，砥节励行，休养苍黎，培复元气。尔等可向九卿各官悉谕朕意，不必再行陈请。”两年后，群臣因台湾统一，“神功圣德，超越千古，非加上尊号，无以慰臣民仰戴之愿”，再一次请上尊号。康熙帝同上次一样，坚决拒绝。他说：“治天下之道，但求平易宜民而已，何用矜张粉饰?”“朕但愿以平易之道，图久安长治，不愿烦扰多事，可将朕意传谕九卿、詹事、科道知之。”

一些评论者往往把康熙皇帝拒受尊号的行为，归之于他的谦逊。例如《康熙政要》的执笔者在谈及此事时就说：“群臣请上尊号，至于再四，而谦让弥坚，至德益广。”《康熙政要》也把这些事迹纳入《论谦让》这一卷的内容之中。这当然并非没有一点道理。但把全部问题归结为个人的品德修养，似乎还没有完全说到点子上。其实，我们如果认真读一读详细记录皇帝言行的《康熙起居注》这部书，可以发现，康熙帝对于大臣们一些“颂圣”的话，有时明明是言过其实，也常常会欣然接受。所以，他的拒受尊号，更为重要的还是反映了他作为封建统治者所具有的难得的宽阔政治胸怀，反映了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凡事但求实际，不务虚名”的政治风格。如果把问题提高了来看，可不可以说，正是这种政治胸怀和政治风格，使他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康乾盛世”开拓者的角色。如果他一味追求虚名，受到损害的将恰恰是他的政治实绩，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也许会打一个很大的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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